导语：中国经济转型既不能学美国印钞和借债，也不能学欧盟紧缩下的痛苦治疗。要想成功地实现经济转型必须小剂量吸毒下实现痛苦的改革，但是这样做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否则不可能成功：一是缓冲刺激点要讲“效用原则”，二是“不扩大原则”。

经济转型提了十来年，各路专家也在不断地献计献策，但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那么我们经济的最大问题在哪里，因何造成？只有原因找对了，才有可能对症下药。

其实，全世界的经济体都存在一个共同的最大问题，只是侧重不同，程度不同，所以表现不一，这个问题学界叫它“经济失衡”，在以前文章中我给它重新定义为“经济扭曲”。经济扭曲有好多种，本文特指其中最重要并具有系统性影响的经济扭曲，它正是经济危机周期性发作的直接原因。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种经济扭曲那就是：政府长期的扩张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拉动了社会资源系统性地错误配置。这两种政策通俗地说就是印钞和借债，我把它们比喻成两种毒品，由于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通用，因此所有国家的经济都是扭曲的，如果它不跟外部扭曲（长期保持贸易逆差或者顺差），至少也有内部扭曲。比如说美国，就是典型的二者兼有，而且其外部扭曲特别严重，它依靠印钞和借债长期地多消费少生产，即长期的透支，表现为长期的经常帐赤字和贸易赤字。当经济扭曲积累到一定程度，总要被市场纠偏，也就是说错误配置的社会资源（简称“错配产能”）会被市场所清算，这个纠偏过程就是我们所见到的“经济危机”。

对待经济扭曲的态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进一步吸毒式的拖延政策，另一种是痛苦的治疗政策。美国和欧元区是这两种态度的代表。美国这几年在大剂量吸毒刺激下的“经济复苏”被全世界奉为神话，而欧元区在紧缩下的痛苦治疗，被描绘成恐怖的深渊。而实际上，美国式短暂的“天堂”时光，却终将坠落到真正的深渊，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靠更多的印钞治好经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唯有痛苦的改革，才会迎来真正的曙光。遗憾的是欧洲央行最终没能抵挡住各国政府的压力，也加入到了吸毒大军中来，区别在于欧元区边吸毒边改革，而美国则是纯吸毒。

美国的最大问题在于原先靠借债和印钞支撑的透支消费太多了，累积了巨额的隐性坏账，坏账暴露触发了危机。而现在的解决方案则是印更多借更多的钱用于消费，看看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几年的经常帐赤字及贸易赤字，期待QE印钞解决经济问题，这不是国际笑话吗，而笑话最可笑之处还在于，全世界笃信他们所宣称的“可持续复苏”，顶礼膜拜之。对于美国所谓的“加息”炒作了一年多，我想告诉大家，美国不但短期内不会实质性加息（做秀地加息一下再被迫停止不算），而且只要物价没有迅猛飚升，它必将推出下一轮的QE印钞，特别是其股市或者债市开始大跌的时候，我们拭目以待。

跟美国欧洲如出一辙的还有日本的疯狂印钞，其规模震惊了世界，也让日元对兑美元汇率在短短两年多时间跌幅高达40%。但是连疯狂吸毒都没有让日本经济呈现哪怕稍微亢奋些的状态，它仍然在泥潭中沉浮，而且埋下更严重的祸根。

讲了他国，回到我们国家，我们的经济扭曲也非常严重，政府也在为此殚精竭虑，力谋实现经济转型，但怎样才能真正地实现呢？

经济病了，得治，光靠吸毒只能埋下更大的地雷。但是问题来了，是不是就不能吸毒，那也不是，其中最关键的是要用最小的剂量，实现痛苦的改革。还是用吸毒来比喻，一个毒瘾严重的人，立即戒断将非常困难，但如果循序地减少吸毒剂量，逐步降低对毒品的依赖，就容易最终戒毒成功。

类似的，在治疗经济扭曲当中，继续毒品刺激的最大作用在于缓冲，而其中关键在于“剂量”和“刺激点”，何为缓冲？再用一种比喻来理解，存在扭曲的经济就相当于一颗位于半山腰的巨大滚石，它积累的势能随时有崩落的危险，缓冲的意义就在于，支撑力量要小于它的重力，让它缓慢地滚下，一步步消解它的势能（错配产能规模），最终化解危险。而如果上托的力量大于它的重力，滚石将继续往山上爬，那么其危险性更大，在托举力量衰竭时就会崩落，在这里通胀的飚升就是托举力量的终极限制。美国和日本式吸毒政策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其对“滚石”的上托力量远大于重力，那不是缓冲，那叫自掘坟墓。

经济扭曲的最大后果是错配产能终将清算，涉及到企业破产、人员失业、金融机构坏账暴露以及由这些引发的社会问题。这历年累积的错配产能就相当于那颗滚石，如果不进行适当地支撑，无疑是危险的，因此要通过缓冲将它逐步化解。

在确定治疗经济毒瘾所采用的“刺激点”和“剂量”时，前提是要找准毒瘾病灶才能精准用药。我国经济扭曲的主要表现也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外部扭曲，即我国的出口刺激政策包括汇率政策、出口补贴政策（出口退税及其它财政补贴等）导致了长期贸易顺差，使得我国出现生产得多而消费得少的扭曲结构，资源过多地错配到净出口的产能上面，待因顺差累积的债权（即过量外汇储备）讨不回来时，逆差国也已经无力消费我们的顺差产能，危机就会爆发。汇率政策和出口补贴政策这两个根本原因不改变，想要提高国民消费的努力都将是无源之水，是徒劳的。

在汇率政策上，是否由现在的强力干预直接转变成完全自由浮动呢？这在世界货币秩序混乱的现状之下，也不是好办法，当前比较理想的方法是半盯住半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半盯住指的是弹性挂钩一篮子货币，篮子中的货币应该按照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份额作为权重，挂钩一篮子货子可以避免当前混乱秩序下单个货币越来越大的短期波动，而汇率的大波动对经济健康总会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在弹性挂钩一篮子货币的大框架下，要让市场力量发挥大作用，使得汇率水平尽快地朝着促进贸易均衡的方向前进，其直观的表现应该是贸易顺差以及用于干预汇率的新增外汇占款越来越少直至稳定于零左右，换句话说，我们持续性地通过新增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本身就说明经济存在严重的外部扭曲。

在治疗外部扭曲上，“刺激点”就是汇率干预、出口退税及补贴政策，而“刺激剂量”就是，在出口行业能够承受的痛苦范围内，循序减少用于干预汇率的货币投放，逐步减少出口退税及各种补贴的范围及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对出口的刺激政策。

改变出口刺激政策的最大目的就在于，实现稳定可持续的国际贸易平衡，不再有持续性的顺差，而长期的不平衡，不论是顺差或逆差，都是非常不健康并且埋下巨大隐患的。

现在几乎全世界，特别是出口导向型国家，都在持续地刺激甚至加码刺激出口，在这时候减少刺激，需要对全球经济大势有着极强的前瞻性，以及对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是减少还是增加刺激，其实是个答案简单的选择项，那就是要么现在承受适度痛苦，减少今后深度痛苦，要么现在继续自我麻醉，最终坠入痛苦深渊，换句话说要么痛苦改革，要么饮鸩止渴。

第二个是内部扭曲，原因也是长期的扩张货币和赤字财政政策拉动资源错配，社会资源过多地配置在房产基建及相关行业的产能上面。这个“过多”原因就在于它依赖了额外力量――宽松货币和赤字财政的支撑，它不是一种健康可持续的状态，刺激一实施，错配就继续，刺激一停下，错配就清算，经济也就下行，也就是说经济的上下行基本被刺激因素所主导。

现在房地产泡沫由于人口红利等诸多因素，已经到达瓶颈，这样暴露出两大问题，一个是原先靠房地产拉动的各种产能失去了大量需求，第二个是，依赖房地产的土地财政急剧萎缩，进而使得依赖土地财政的各种基建项目也失去钱源，而那些由于房产基建过度投资所拉动的错配产能正是内部扭曲的主要病灶。

首先讲用于缓冲的“刺激点”，它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效用原则”。即刺激的投向必须是社会真正需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能病急乱投医，有用的项目创造效益，是社会财富，而低效甚至无用的项目将成为巨大社会负担，因为无效投资它浪费资源，还不起借债并形成巨额隐性坏账，这在很多基建项目大量依靠借债的情况下尤其危险。举个简单例子，不少地方大建机场，可有些机场根本没有人流量，形成了巨大浪费，而目前社会非常需要的比如说医疗教育养老设施、垃圾污水处理、土壤、空气及水污染的治理，这些跟民生直接相关的投入跟铁公基相比，比例很小。

刺激点的第二个重要原则是“不扩大原则”。我们的错配产能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基建及相关行业，包括钢铁、水泥、施工机械及其他相关产能。“不扩大原则”要求我们因为刺激而支撑的，尽量是现有产能，不能因为我们的刺激政策，导致产能的大量新建或者扩大。比如说我们前几年的基建投资拉动的主要是钢铁水泥及通用设备的产能，那就仍然以支撑这些产能作为主投方向，而如果刺激大面积转向专用产能（专门用于某一特定行业产能），那么专用设备厂以及专业人员还得扩大甚至新建，从而造成旧的错配产能还没化解，又诞生新的错配。“不扩大原则”主要针对拉动的终端产能来讲，不能简单地从直接投向的行业来理解。比如说现在刺激资金大量投入建设医院，虽然它跟房地产分属两个行业，但它拉动的都有钢铁、水泥及施工设备这些产能，异曲同工。当不扩大原则与效用原则存在冲突时，则效用优先。

再来讲刺激的“剂量”，它的原则是“最小剂量原则”。刺激的意义在于缓冲，从而使那些错配产能因为刺激需求的下降，而被尽快有序地转移掉，也就是说很多错配产能最终要关停并转，会有企业破产、人员失业以及银行坏账的暴露，这意味着缓冲的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如果说在刺激下，这些错配产能不但没有转移，而且还进一步扩张过得更好，那就完全背离了初衷。错配产能必须解决，拖延越久，麻烦越大，而最小剂量原则，就是要用有序可控的阵痛，来避免今后出现不可承受的深度痛苦。现在政府对待过剩产能实际就是错配产能上面，很多采取行政手段来定性所谓的先进或者落后以决定去留，或者采取拉郎配的兼并重组方法，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如果有刺激需求在拉动，那么今天用行政手段淘汰了1000万吨产能明天市场可能又会新增2000万吨。在相同的环保及相关标准下，应该由市场决定它的生死。这个市场当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因为其中刺激的剂量起到关键作用，剂量要小到使得错配产能中，效益差的不得不退出去。

对于民营企业，退出的决定比较简单，持续亏损了，它就会退出，难的是国有企业，因为在人员失业、稳定及各种顾虑下，最容易做出的就是拖延政策，于是乎企业持续地亏损，政府持续地补贴，形成“僵尸企业”，企业员工拿着饿不死撑不着的工资在那边耗日子，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或者拉郎配让一家效益好的国企兼并亏损的企业，实质一样，错配产能在那边空耗，得不到化解。正确做法不是不停输血，而应把这些巨额输血的钱作为员工安置费用，让这些员工有保障地另谋出路，如此阻力就会小得多。

刺激的剂量要如何度量呢？关键要精准细化。上面讲了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拉动的错配产能主要在钢铁、水泥和施工机械等产能上面，那么刺激点和刺激的小剂量要使得钢铁水泥及施工机械的产销量稳步下降，行业内出现相当的亏损面，即这些错配严重的行业GDP必须是负的，直到陆续有效益差的企业关停并转，最终化解掉错配产能。所以如果用所有行业的GDP指标来衡量刺激的剂量是没法把握好这个度的。在化解错配产能过程当中，经济数据肯定会比较差，特别是房产基建相关工业，这些相关行业的数据差是必须的，如果它数据好，就说明刺激剂量出现问题了。

逐步减少的低剂量吸毒，这叫“治疗”，而不降甚至反增的大剂量吸毒，那叫“饮鸩止渴”，将很快置经济于危险境地。现在有一些人，经济数据稍一变差，就嚷嚷着要刺激，要宽松，这不是无知就是自私。

科学把握刺激点和最小剂量原则，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为转型赢得时间。要刺激必然伴随着政府印钞和借债，由于错配产能的化解过程中，需要很多资金，除了刺激维持的资金以外，还有企业关停并转的下岗人员安置保障费用、金融机构坏账猛增时的资本再注入等等，这非常需要一个低通胀的良好环境。而如果大剂量吸毒，会造成两大恶果就是：1、错配产能不降反增，直接导致今后大规模清算时善后成本的猛增；2、大剂量吸毒不可避免地加速物价的上升，也就加速错配产能大规模被动清算的到来，而到了那时，在需要大笔钱来解决危机善后的时候，发现没什么子弹了，因为在高通胀下，货币宽松工具已很难使用。我们应该要有紧迫感，因为外部的环境也很不妙，几个最大经济体的吸毒剂量都是百年之未见，欧元区还是边吸毒边治疗，而美国和日本则基本是纯吸毒，其后果可以想见。因此尽快地把缩减刺激剂量腾出的空间，用于转移错配产能的善后安置，这才是缓冲危机的必经之路。

综上所述，经济转型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仅以最小剂量的刺激并且精选刺激点来缓冲、化解错配产能。

扭曲的经济对于刺激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刺激拉动的需求一减少，错配产能就会清算，经济体就会难受，而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持续刺激正是造成扭曲的根本原因，那么经济一下行，失业一增加，自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增加刺激，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由于整个社会的资源（人、财、物）总是有限的，我把它比喻成一张饼，由不同行业分配，如果这张饼被比例过多地配置到房产、基建以及净出口这些受刺激拉动的相关产能上面，那么其他不靠刺激的行业（比如消费品、服务业等）可获得的比例自然就减少，不管饼的面积被摊得多么大，比例失调的分配大格局不会改变，即出口、投资和消费的经济结构在这种刺激下不可能平衡，这种情况下，无论你再怎么强调增加收入增加消费、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由规模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等等，都不可能跳出这种大格局的不平衡。因此在两个限定条件下化解错配产能这个毒瘾的病灶，这才是关键，没有这个前提，经济转型不可能成功。

既然经济扭曲是全球共有，为何我国经济的粗放度、对环境的影响度更为严重呢？这当中，经济扭曲是个间接原因，在扭曲经济依赖于政府不断刺激的情况下，会让政府提高环保和资源利用标准的努力投鼠忌器，但是更关键的原因是政府职能的错位。

经济转型的第二个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

首先，政府在经济中的最主要职能是“裁判”职能，即高标准地制定市场规则，公平公正地执行规则，后者尤为重要。如果它没有专注地行使好这一主要职能，会出现两大问题，一是会造成劣品驱良品，损害环境企业战胜保护环境企业的不良现象；二是不当地干预经济，除了导致经济扭曲以外，也会造成经济运行效率的下降。政府有形的手如果伸得太长，而且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问题。

本届政府做的两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一是裁减不当的政府审批职能，砍掉许多向市场乱伸的手，这些不当审批，不仅带来寻租空间，最关键它拉低了经济运行效率。“审批”是事前设卡，经过许可才可以做，耗时耗力降低效率，在这上面应该大力推广“负面清单”，即法律法规没有限制的无需审批都可以做。而“裁判”职能要做的是事中和事后的监督和惩罚，如果公正执行的话不影响经济效率；二是大力反腐，除了众所周知的各项重要意义，对于经济更重要的作用是它能促进政府更公平公正地行使“裁判”职能，减少寻租，遏制劣品驱良品的恶劣现象，在反腐上，我们期待更多地依靠制度反腐（制度设计、制度改革）来长效化。

转变政府职能，我们期待政府更多地裁减不当审批，更少地干预经济，更好地行使“裁判”这一主要职能，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护航经济转型。

其次，在经济转型这一特殊时期，政府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要为社会资源从错配产能中的有序转移提供保障服务，具体包括：1、建立多层次的股权以及生产资料的公开交易平台，特别是梳理并简化国资转让的各种制度障碍，目的是促进社会资源的有序快速转移，减少浪费，促进创业和就业；2、完善社会保障及困难救助体系，更好地服务于经济转型，确保全覆盖保障到户到人，通过制度设计谨防救助保障资金被贪污被挪用；3、建立系统的培训体系，让下岗人员随时获得免费的职业技能或创业知识培训；4、大力推进保障创业的制度体系建设，包括简化审批程序、税费减免、大力发展创业基金行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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