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着“欧元之父”之称的罗伯特·蒙代尔因病去世，享年88岁。

“但是，他的一系列货币理论，依然将在相当长时间影响全球货币政策。”一位华尔街大型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经理向记者表示。

作为“欧元之父”，蒙代尔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依然将指引着欧元前进步伐。

此外，蒙代尔提出的“不可能三角”（也被称为“蒙代尔困境”，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依然在影响着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央行货币政策决策，如何妥善应对当前美债收益率持续上涨所带来的资本外流与汇率大跌困局。

甚至有不少经济学家指出，蒙代尔提出的货币动态模型和蒙代尔-托宾效应，同样是现代货币理论（MMT）的重要理论支撑。

现代货币理论提出，若国家央行用本国货币承接天量债券，只要不发生恶性通胀，相应巨额财政赤字不大会对经济构成威胁。如今，全球投资机构普遍认为美联储与日本央行正成为MMT理论的两大坚定践行者，比如美联储正采取史无前例的QE宽松货币政策买入巨额美国国债导致美元流动性泛滥，却不担心美国通胀率飙涨与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复苏前景。

然而，蒙代尔对固定汇率制度的恪守，也被不少华尔街投资机构认为他“思想落伍”。毕竟在过去20多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已执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或落实100%的浮动汇率制度。

上述华尔街大型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经理对此解释说，蒙代尔对固定汇率制度的恪守，是因为他不是从货币理论角度研究汇率制度优劣，而是站在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维度思考货币制度。在蒙代尔眼里，最佳的货币制度安排，应该能最大限度降低经济体系不确定性风险。如此企业与民众才能集中精力投入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提升，而无需过多担心汇率异动风险与金融危机令自身财富大幅缩水。

“或许，蒙代尔的这套货币理论给当前复杂的全球货币体系提供了一种相对简单粗放的解决方案。但在一些经济体的实际操作过程，由于货币汇率已成为某种政治博弈工具，蒙代尔的上述见解很难获得某些借助货币霸权掌控其他国家经济金融命脉的西方大国认可。”他指出。

欧元的成长波折出乎蒙代尔预期？

蒙代尔之所以被称为“欧元之父”，主要是他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欧元得以诞生的重要理论支撑。

最优货币区理论指出，固定汇率最适用于通过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而成为一体化的地区。因此它能让加入国家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复杂性，以及结算与贸易成本等损失，最终令各个加入国在贸易、要素流动过程均能受益。

在BK Asset Management宏观经济研究主管Boris Schlossberg看来，这恰恰解决了当时欧元区国家因不同货币汇率与货币政策所引发的各种贸易、要素流动矛盾，很大程度促进了欧元区各国政府最终接受欧元作为固定汇率货币，实现欧元区经济贸易与要素流动的“一体化”。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指出，欧元区的单一货币试验是有史以来通过在庞大主权国家内使用单一货币获得效益的最勇敢尝试。若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取得成功，它将推动欧洲政治与经济的一体化，在一个可能包括东欧和地中海地区促进和平与繁荣。

蒙代尔曾表示，欧元的诞生，其实比面世最佳时机晚了40年。

在他看来，就技术角度而言，欧洲国家在1969年-1971年初达成欧元一体化协议会更加容易，当时欧洲经济联盟已紧紧联系在一起，所有欧洲各国货币都与美元挂钩，欧洲国家之间的通货膨胀率与利率都相差无几，经济层面已取得“统一性”。但是，随着1971年美元脱离金本位制，以及浮动汇率制度的普及，令欧洲国家采取不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制度，导致欧元再要“统一”各国货币政策与汇率制度，足足多耗时40年。

Boris Schlossberg指出，尽管1999年1月1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得以建立令欧元面世，但欧元发展所遭遇的波折，似乎超出了蒙代尔的预期。一是欧元并没有弥合东西欧国家的经济差距，不少加入欧元的东欧国家因为自身经济实力、人才政策与福利政策的制约，导致大量人才、技术、资本流向西欧国家，引发一些欧洲国家欲脱离欧元的风波时有发生；二是欧元在统一欧洲各国货币政策与汇率制度同时，却没能对欧洲国家财政政策进行有效约束，导致欧洲不少国家大举发债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最终酿成2011年欧债危机爆发，差点触发欧元“解体”。

“至今，欧洲央行仍然不得不采取QE政策购买大量高负债成员国国债以缓解它们的债务违约压力，但这令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很大程度受到这些国家债务问题掣肘，缺乏足够的弹性与独立性，很大程度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对欧元的信心。”他向记者表示。但这不是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存在疏漏，而是过去30-40年欧洲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人口老龄化、产业空心化、高额福利制度、民粹化等社会问题正迫使越来越多欧洲国家被迫大幅举债延续社会经济稳定，无力兼顾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让欧元发挥作用进一步增强欧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凝聚力。

保罗·克鲁格曼坦言，如果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失败，它的推动力——“欧洲政治统一”也将遭受挫折。

“不过，蒙代尔一直坚信欧元会成功。他自始至终都全力支持欧元这项伟大的事业。” 国内宏观经济学家向松祚直言。

坚信固定汇率不比浮动汇率“差”

值得注意的是，在浮动汇率日益流行的21世纪，蒙代尔却是坚定的固定汇率制度捍卫者。

本世纪初，蒙代尔与“货币主义”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就固定汇率/浮动汇率优劣有过一场辩论。

蒙代尔指出，不应该辩论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优劣，而是在某个具体的例子或环境中是固定汇率制会更好，还是使用浮动汇率制会更好，且又应该如何作出决策。

在蒙代尔看来，相比固定汇率制，浮动汇率制未必是一种更好的机制。

“这背后，是蒙代尔更愿站在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等角度思考货币制度。他坚信一个最佳的货币制度安排，应该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体系的不确定性风险，从而让各个经济体能安心专注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提升，而不是担心货币异动风险与金融危机吞噬自己辛苦积攒的财富。”前述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经理指出。因此蒙代尔坚信，相比浮动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能更有效地降低经济体系不确定性风险，驱动人们安心工作创造财富与社会价值。

但是，蒙代尔的呼吁，似乎无法阻挡越来越多国家拥抱浮动汇率制度。这也令他们充分感受到蒙代尔所提出的“不可能三角”影响力。

比如随着近期美债收益率持续上涨，越来越多新兴国家央行再度意识到，既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延续当前货币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复苏），又要维持跨境资本流动均衡与本国货币汇率稳定，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越来越多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赶在美联储前被迫提前加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努力稳定跨境资本流动与本国货币汇率。

针对不可能三角所带来的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外流与货币危机，蒙代尔曾提出过一个解决方案——2012年，他首次提出创建以美元、欧元、人民币为联盟的世界货币，进一步提高全球经济一体化效率以应对未来国际货币危机。

Boris Schlossberg向记者指出，这项建议其实已悄然落地，比如IMF设立的特别提款权（SDR），某种程度兼顾了世界货币属性，即纳入美元、日元、人民币、欧元、英镑等世界主流货币以创造某个具有固定汇率属性的“货币”，从而成为稳定全球金融体系的“货币之锚”。但在实践过程，不少国家在接受IMF资金救助时，仍受到部分西方国家施压必须以美元偿还，导致SDR所能发挥的效应有限。其结果是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依然会受到浮动汇率与美元霸权“掣肘”，不得不多次在货币政策独立性、稳定资本跨境流动与货币汇率之间做出艰难取舍，稍有不慎就会遭遇资本外流、货币政策失效、汇率大跌的至暗时刻。

（作者：陈植 编辑：张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