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评级企业屡违约 专家：评级机构需对评级报告和结果负责

中新经纬客户端12月14日电 (张燕征)12月14日，中 纪委官网发布《东方金诚高管被查引出信用评级领域系列腐败案：量钱评级》文章称，东方金诚系列腐败案是典型的小行业、大腐败。文章援引业界人士建议，加大对国资评级机构扶持力度，通过兼并重组做大做强2至3家国内评级机构，推动国资评级机构提升实力和国际知名度，服务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据光大证券(601788,股吧)统计，截至12月11日，银行间和交易所共有26家发行人首次在债券市场发生违约。其中，今年以来共有8家国企违约，与去年的7家并无太大差异，但违约余额由2019年的129.3亿元人民币增加到今年的518.97亿元，高评级国企债券违约余额处历史高点。这些主体债券存量规模大，违约前均为AAA评级，违约事件对市场冲击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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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历年新增违约主体数量 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目前，中国信用债市场规模和信用评级市场规模均为全球第二。中国持牌信用评级机构主要有大公国际、东方金诚、中诚信等6家机构，都有15年以上发展历史，业务量均十分可观。而今年特别是下半年，一些高评级企业违约现象引发了业界对评级质量问题的讨论：评级结果是否客观真实？评级机构是否需对评估报告担责？信用评级制度该如何改变？

评级机构资料图 中新经纬 张燕征 摄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健康金融实验室主任任国征在接受中新经纬客户端采访时表示，“信用评级的目的在于提前揭示市场风险，为市场投资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任国征指出，当前学界认为评级行业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五方面的问题。一是金融评级主体较少，由于牌照的稀缺性，有评级资质的中介机构较少；二是信用机构监管主体不清，在实际监管操作上，具体由哪家单位牵头监管，经常责任归属不清晰。三是处罚力度较轻，相对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来说，评级机构若出现一次类似‘量钱评级’事件，将取消其牌照资质；四是评级机构收费偏高，导致发债成本高昂，企业不堪重负；五是对于过度依靠外部融资借新还旧的低资质企业而言，信用风险压力或正积聚。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王春密在接受中新经纬客户端采访时表示，从商业逻辑来看，工厂需要对其生产出来机器的产品质量负责，食品企业需要对其生产出来的食物质量安全负责。评级机构其实也是一样，需要对其出具的评估报告和评级结果负责。

“目前，这类‘虚拟金融产品’并没有像食品安全标准、机器设备标准那样拥有相关行业规范文件。另外，从投资人角度看，如果评级机构给出的企业评级是虚高的，会在一定程度上误导投资人的决策。那么对于购买这类评级虚高债券的投资人来说，很有可能遭受重大损失；我们也迫切地希望监管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建立起对评估机构的监督约束机制以及对投资人合法利益的保障机制。”王春密称。

对于信用评级制度如何改变，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曾对中新经纬客户端指出，债券市场的基础就是信用评级，这方面的基础设施做得还不够好，需要着力推进。我们要学习国际上相对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的制度、机制、标准，核心就是要保持客观、独立，不能与发行人存在利益关系。另外，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凡也指出，应由投资者来推荐中介机构，而非直接由发行人来付费选择评级公司。

那么，外资评级机构入华能否给这一现状带来改变？刘凡称，国际评级机构虽然已经入华，但截至目前，并未对这种现象起到修正作用，“它们是以盈利为目的，根据我们以前的观察，外资(评级机构)入华最终的结果也是随波逐流。”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此前在接受中新经纬客户端采访时表示，近期信用债市场频繁出现违约，一方面反映中国债券市场走向成熟，另一方面反映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商业模式亟需创新。“我们之前一直学习西方的信用评级模式，但我认为这个模式错了，信用评级机构不应该向发债人收费，而是应该向投资者收费，用市场机制筛选出具有实力、可信赖、能够预警风险的信用评级机构。”

而在任国征看来，投资者付费和发行人付费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都不是高评级企业屡次出现违约事件的核心问题，更应该从金融评级体制和监管职责方面分析深层原因。

对于具体如何监管评级机构，任国征指出，首先要明确评级机构监管主体责任，明确具体主管部门，加大对违法评级机构的处罚力度。另外，对涉事评级机构相关行为进行历史追溯调查；最后，保障评级机构市场化经营。“从理论上看，信用经济是市场经济、法治经济等所有经济运行的核心。金融监管的基础之一也是征信，完善信用评级监管体制有利于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也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任国征称。(中新经纬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