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栋（汉堡大学法学博士）

3月28日英国议会进行了指标性脱欧表决，毫无意外地否决了所有方案，之前英国政府已经向欧盟提出申请将原定的脱欧日期由3月29日推迟至6月30日。但欧盟其他成员国领导人在考虑到即将于5月23日至25日进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将不会包括英国之后拒绝了梅所提议的日期，允许英国将脱欧日期延迟至欧洲议会选举前一天的5月22日。

《欧盟条约》第50条规定了欧盟成员国的退盟程序。该条规定了三种脱欧日期：一、如果双方达成退盟协议，则退盟时间为协议生效之日；二、如果未达成退盟协议，则成员国将退盟意愿通知由成员国首脑所组成的欧洲理事会之日起两年为退盟日期；三、如果没有达成退盟协议，但双方就退盟之最终日期（超过两年）达成协议，则以双方共同认可的退盟日期为准。截至3月21日的欧盟峰会举行时，英国和欧盟既没有达成脱欧协议，两年之期又即将来临，此时，延迟脱欧期限将是双方避免“无协议脱欧”的唯一选项。

脱欧协议之所以迟迟无法在议会获得通过，主要原因在于保守党在脱欧问题上的内部分化：强硬脱欧派和留欧派（包括软脱欧派）各具相当实力，任何一方在表决中的倒戈都足以使“保守党—民主统一党”联合政府失去在下议院中的多数派。工党议员虽然在反对执政党的任何议案方面可以达成一致，但围绕“英国脱欧”问题其实内部也存在分  裂——工党党魁科尔宾的“左翼脱欧派”和工党建制势力的留欧派。假定现在是由工党作为国会多数党和执政党在议会表决脱欧协议，也很可能面临着如今梅的两面受敌的困境。英国两大党围绕脱欧问题产生的内部分化事实上提出了一个欧盟甚至欧洲各国面临的共同政治分 裂危机：在欧洲一体化和欧盟试图以新的身份认同（“我是欧洲人”）取代旧的身份认同（“我是X国人”）的过程中，欧盟因素已经成为各国新的政治断裂线，成为各国国内矛盾的新的来源。无论是在法国、意大利、希腊等欧盟成员国，还是在乌克兰、塞尔维亚等国家，“要不要加入欧盟”或“多大程度上参加欧洲一体化”已经逐渐取代传统的左右之争成为各国政治的主要争议点。“亲欧盟”与“反欧盟”的对立还常常与既有的民族问题和世代问题相结合，使后者的冲突和对立程度更为激烈。

对于英国这个“不情愿的兄弟”，欧盟国家主要是欧陆国家一直是“爱恨交加”的态度——这一态度即使不考虑过往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如英美特殊关系等，也是现实的地缘政治考虑之后的选择。一方面，对于以法德联合为核心的欧盟来说，在各国国族主义势力兴起尤其是标榜“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在美国执政的情况下，欧盟自认已经接过了西方“自由民主”阵营的大旗——这一过程的证据由奥巴马在即将卸任时前往柏林与默克尔颇有“托孤”意味的会面和谈话所提供。在欧盟领导人看来，欧洲国家的大联合是西方阵营得以与西方世界内部的国族主义势力进行对抗并与其他国际竞争者进行博弈的力量基础。因此，仍然由左右主流政党执政和主导的英国就成为西方阵营大团结不可或缺的力量。如果英国仍然留在欧盟内部或者与欧盟基本保持亲近和一致性立场，那么西方阵营将包括安理会五常之二、GDP前十名之四、世界核武五大国之二，具有这一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和军事力量的西方阵营联盟将具有充分的势力应对内部挑战和外部竞争。同时，英国脱欧成功将对欧盟内部的其他“脱欧”力量提供激励并可能挑动其他对欧盟和西欧成员国不满的南欧、东欧国家提出类似主张——尽管这一结果由于欧盟的财政援助和脱欧所付出的成本对东南欧国家可能带来的压力而发生的可能性极小——这是欧盟和西欧领导人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因此，如何在脱欧过程中加大英国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和脱欧后仍受到欧盟内部市场的影响乃至管制，就成为欧盟领导人在脱欧谈判中的核心考虑。

然而，另一方面，英国脱欧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又可能意味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之窗。在一定意义上，英国长期扮演着“破坏性合作者”的角色，从欧元的引入、欧盟政治合作、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申根签证到共同防卫政策的推进，英国常常在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政策上持有不同立场，扮演着一体化深化进程的“减速器”或“障碍者”的角色。在英国脱欧之后，欧盟既可以藉由其在欧债危机期间所建立的“欧洲学期”、“财政纪律”等机制推进欧盟财政政策的一体化，也可以利用特朗普在全球军事收缩和对北约内的欧盟成员国施加军费分摊压力的机会，推进欧盟的共同防卫政策的建设。

这意味着，当英国脱欧之后，当作为西方“自由民主阵营”掌舵者的欧盟虽然在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和军事实力方面将较之前有所削弱，但英国脱欧所提供的一体化深化的历史机遇将有利于欧盟的内聚式发展和力量的凝聚，可以为《欧洲宪法条约》被否决后欧盟在政治一体化和军事一体化方面近乎停滞的一体化进程重新提供动力。但无论是何种情况，不欢而散的“无协议脱欧”固然对英国而言是个灾难，也将不可避免地对欧盟经济和稳定造成重大损害。因此，脱欧日期的推迟仅仅意味着将英国脱欧这场“胆小者游戏”的摊牌时间推后。(编辑李靖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