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此次联储加息决策，对其它央行及全球市场影响重大。但加息无常，在无常处把握恒定，就必须跳出加息。站在联储角度，加息本身对于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来说只是一小步；央行独立性面临抉择，才是今后把握联储相机决策必须迈出的那一大步。我们将从历史角度对这个问题的现实性做一个粗线条的讨论；希望对理解联储未来系列决策、金融市场风险变化、新兴市场央行改革等提供一点帮助。

　　一、曾经的标杆：央行独立性

　　就在五年前，议论联储是否该放弃独立性在政策分析界还是离经叛道。毕竟金本位退出后的几十年来，联储为主导的发达央行一直主要致力于治理通胀（兼顾就业和产出），为了实现这些总目标，货币政策制定者必须坚守政策独立性的声誉：正面典型案例就是1980年代保罗沃尔克届联储顶住政治压力、推行"沃尔克衰退策略"，它对于治理当时美国严重的通张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反面例子则不胜枚举，从1980年代的拉美危机，到非洲时有发生的超级恶性通胀（主权货币单位超过十亿）等，都足以表明丧失独立性后，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小型央行步履维艰。因此，独立性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不仅是发达市场央行声誉的标志，还逐步演化为实现短期货币政策的必要条件。

　　独立性作为货币政策实施充分条件，则基本上来自G20几个主要央行。诚然，世界范围内有能力追求政策独立性的货币政策主体数量并不多，但是质量却相当可靠，几十年来一些大型央行在控制通胀问题上取得了公认成就（见图）。总体而言，随着金本位消失后治理通胀成为主流，央行独立性逐渐成为联储决策隐含的一个条件、政策分析的一个标杆、市场理解的一种理所当然。

　　然而，时移势易。虽然诺奖经济学偏爱关注过去（例如大萧条这个圣杯），但现实宏观研究的重心永远是最近。对最近的全球央行而言，客观上治理通胀的紧迫性在不断下降；相反，负利率与债务积压（overhang）并进、经济停滞与市场动荡共存，成为更加迫切的治理目标。变化背后是危机后世界经济艰难的再平衡，且伴随着政治进程的不确定性，而潜在的金融危机则孕育其中，这就是次贷危机以来国际市场体现出来的新常态。正是这种新常态令当前的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是超常规刺激手段）的短期效果日渐下降，关于联储决策机制变革的讨论日益增多，于是央行独立性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二、央行独立性的战略优势——治理通胀——开始弱化

　　过往三十年的经验教训证明，央行独立性最大的优势就是治理通胀；当通胀率不能及时准确反映经济变化，则令货币政策决策者的困惑，它严重削弱了央行独立性的存在基础。

　　1、货币主义理论的困惑：与现实渐行渐远 （the miserable monetarist）

　　货币主义的创立者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胀（时时且处处）是一种货币现象。1970年代正是在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的天才打击下，凯恩斯主义的光芒逐渐衰减，货币供给（政府债务）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确认，（短期）通货膨胀加速来自超量货币供给，曾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并成为央行独立性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然而经济学智慧的思想总是潮起潮落，直到新世纪十多年后，人们发现，货币发行与通货膨胀之间曾经清晰而直接的踪迹，已经很难追寻。自2008年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主要市场经济体普遍采取了超常规刺激政策，美国的三轮量化宽松QE，欧洲大陆持续的负利率刺激，日本安倍经济学的QE和QQE，不仅把超常规货币政策推向了新的高度，更波及到新兴市场经济体，令后者在是否跟持续随刺激策略上持续面临两难。放眼世界，按照常规标准，流动性已经泛滥，导致资本市场表现一度波澜壮阔。遵循货币主义，研究者自然会预期一种可以比肩"大萧条"的"超级大通胀"的到来。可是多年过去，不仅恶性通胀并没有如期到来，反而是低增长低通胀的通缩阴影始终在各主要经济体间徘徊（请注意，这里所说的较低通胀率仅是相对于强刺激条件下的预期爆发恶性通货膨胀而言的，它并不表示人们的生活成本近年来一直处在低位）。

　　2、三届联储舵手的谜题：通胀在哪里？（the ghost since Greenspan put）

　　其实早在格林斯潘执掌联储末期，这种流动性预期下的通胀谜题就有了苗头，格林斯潘本人也承认，在所谓的Greenspan put期间，传统盯住CPI目标越来越难以有效触发政策板机，这让他对美元流动性去向很困惑，也一度让他承担了引发次贷危机的指责；到了伯南克届联储，迫于危机QE作为非常规手段引入到联储工具箱内，在刺激、再刺激、还要不要刺激的道路上，伯南克届联储承担了巨大的压力，更何况三轮QE引发了其它主要央行的跟进（日本更加疯狂的将QE发挥到淋漓尽致的QQE），一时间全世界流动性过剩，市场扭曲（例如欧元区负利率、例如美国利率倒挂等）成了短期常态，再加上救助华尔街后引发的一系列巨大民意反弹，市场对伯南克本人和联储质疑情绪高涨，不过QE批评者担忧的恶性通胀在伯南克任上其实从未发生过，反而曾经因为预期QE可能退出发生过通胀转向通缩边缘的情况；至于耶伦届联储，从2014年底到2016年中这十多个月内，央行盯住目标包括传统通胀率、核心通胀率稳定在较低位，期间穿插就业率的几次反复和最近意外下滑，这都加大了通胀率回归正常的难度，也是影响前期加息的技术原因之一。目前来看，耶伦届联储明显吸取了上届联储的教训，不轻易改弦易辙，避免承担过多的短期政治压力（尤其是大选年），其代价是联储长期坚守独立性的压力加大，可能为今后的变化埋下伏笔。

　　三、央行独立性的固有短板——治理通缩——开始凸显

　　央行独立性最大的弱点，就是政策工具受到制约；所以对通胀和通缩的治理不对称，尤其是对通缩目标的打击不够直接。再加上货币政策单枪匹马，既没有财政政策开路，也没有结构性改革断后，一旦通缩严峻局面下效果不佳就是必然。

　　1、治理通胀与通缩对央行政策反应速度和力度的要求是不对称的。治理通胀对央行要求相对宽松，政策回旋余地较大：若央行将控通胀作为第一要务，则可以采取1980年代保罗沃尔克届联储采取直接迅速控制流动性的方式，尽管付出经济增长面的代价，结果确十分高效，即所谓沃克尔衰退政策；若央行希望兼顾通胀与实现潜在增长，则可以借鉴1990年代格林斯潘用间接渐进调整利率（17次）的方式，见效虽慢但有利于经济繁荣，两者都被证明是独立央行控制通胀的有效方法；万一通胀局面恶化，联储也还可以通过迅速抛售前期购买的大量资产达到目的。可是，央行治理通缩的政策回旋余地就小的多，深陷失去十年的日本历经安倍经济学几个版本，却在走出通缩方面多次反复；欧债危机之后的欧元区经济疲软深陷通缩泥潭，核心原因未必是央行刺激政策的大方向有偏差。但是给定负利率这个相对弱化的工具，商业银行只会更加惜贷，囤积现金的现象此起披伏，流动性传导更加困难；导致两大央行政策的出击时点和力度，始终跟不上日本和欧元区市场瞬息万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