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 资深财经评论员

　　证监会又现“离职潮”。据财 新网报道，近日证监会批准了5名干部离职，分别是上市部副主任陆泽峰、行政处罚委副主任张子学、上市部二处处长王长河、发行部二处处长蒋彦及四处处长杨郊红。

　　体制内官员离职，往往主动和被动的成分兼而有之，证监会也不例外。而从离职后的去向看，多数证监会离职官员都选择了投身基金公司、券商等市场机构。应该说，这种流向不仅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而且，一个健康、成熟的A股市场本身就需要证监会与市场机构之间的人才互流。

　　实际上，证监会官员集中离职已经是“不是新闻的新闻”。且不说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证监会已经经历过几波官员离职潮，单是近几年，郭树清、肖钢任证监会主席时，都有过集中的人事调整和流出。就当下的离职潮而言，应该说也和新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的上任、以及由此带来的监管风格的变化有关。至于其不同于以往之处，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金融反腐的力度在加大，尤其是去年股市大幅动荡以来，包括原证监会副主席姚刚、主席助理张育军等一大批证监会中高层纷纷落马；二是当下正处在金融市场改革的结点，对监管部门的职能履行提出了新要求。这两个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官员对新环境的不适应。而与体制内的压力增大、约束增多不同，市场机构更高的薪水、更好的发展前景则令一些官员们心向往之。

　　人才从体制性的监管机构自然流向市场机构是值得提倡的。考虑到体制内的人脉资源以及证监会从业背景带来的优势，证监会官员足以令基金、券商等市场机构愿意伸出橄榄枝。券商等机构有很多法务、合规性的工作需要熟悉监管规则的人员来做，因而，监管机构的官员流向市场机构，在制度能够有效约束权力寻租的前提下，对于市场机构以及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是有益无弊的。

　　从目前的情况看，证监会的人才流出多集中在中层官员，而实际上，更高层级的领导、甚至是证监会主席、副主席，在成熟的欧美资本市场，转向市场化机构任职早已经成为常态。比如：前美国证监会5位执行委员之一的祈嘉莲，就在2014年2月转任为汇丰控股董事，而近几任美国证监会主席在去职之后，亦有相当一部分转向市场化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任职。

　　市场和监管机构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反，人才的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这是一个成熟资本市场的重要特征。不过，人员有流出就应有流入，流出严重、有流出没有流入，这只能说明阶段性的人才机制有问题。而证监会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今年一月，证监会前副主席李剑阁就曾表示，监管部门人才危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危机，此话曾一度引起外界热议。无论办事机制、薪酬机制，还是对官员配偶子女的约束，可能都是导致证监会难以吸引人才的原因。总的来说，要形成有出有进、双向互流的人才引进及循环机制，证监会在内部机制上应该向市场化方向靠拢。在监管机构的人才流入方面，其实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亦早已成为常态，比如，美国首任证监会女主席玛丽.夏皮罗，在其正式任职证监会主席之前，主要从事金融律师行业，并且是杜克能源公司、卡夫食品公司等大型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再比如，香港证监会现任主席唐家成，其本身就是香港注册会计师，在任职香港证监会主席之前曾任毕马威中国的主席。

　　之于当下而言，人才双向互流理应成为我国证券监管部门与市场化机构之间的常态。但是，一个常态化的人才互流环境，本质上又离不开市场化监管环境的构建。

　　当下的金融市场改革涉及到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监管机构自身的职能变革，而职能变革对于证监会的人才机制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证监会的工作是与资本市场打交道，而面对资本市场的暴利，资本玩家的违法冲动比其它任何领域都更强，因而其监管部门必然成为权力寻租的重灾区。证监会约束市场，那么，谁来约束证监会，这是个没有解答好的问题，而监管机构行使职能的机制是不是足够好，决定着人才能否有用武之地。

　　总的来说，当下的证监会官员“离职潮”，既是证监会内部管理机制适应市场监管风格变化乃至金融制度变革的表现，也体现了一定的市场化特征，而合理的人才机制还要能吸引人才，保证监管机构与市场机构的人才互流，这才是成熟资本市场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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