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马梅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10月19日在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开幕式上表示，央行将推出多项政策。

　　一是将会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设立应对非银机构大额赎回的流动性支持工具。这项工具的目的是建立债券市场稳定机制，构成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的一项新工具。

　　二是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的适用机构范围。目前，常备借贷便利主要是中央银行为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提供抵押融资的一项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期限有隔夜、7天和1个月，主要满足临时流动性需求。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纳入境内外资法人银行，同时明确全国性银行适用同样的操作安排，实现对境内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全覆盖。

　　三是推动银行间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互联互通落地。前期，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当前互联互通已经具备落地条件，债券市场基础设施运营主体和市场参与者进行测试后，即可开通。

　　四是试点进一步便利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外汇市场开展人民币购售业务。中国人民银行拟试点允许8家中资和外资人民币境外清算行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实践和交易惯例，在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自营交易，便利境外机构更深入地参与境内外汇市场，促进在岸和离岸市场融合发展。未来，还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加大外汇市场开放力度。

　　五是会同科技部等10个部门出台《关于金融支持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指导意见》。

　　此外，今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了境外央行回购工具，支持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通过债券回购方式从中国人民银行获取人民币流动性，便利其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资产配置，受到广泛关注和欢迎。外资人民币清算行是人民币跨境清算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银行拟将其纳入工具的支持对象，有利于外资清算行更好地服务境外人民币业务。

　　关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和完善，潘功胜表示，两年来，央行已做了不少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是一个渐进、持续的过程，未来我们将不断地做好评估和完善。从近中期看，重点方向是更多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优化短端利率调控机制。为了进一步提高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将研究择机把央行公开市场主要操作品种的期限切换为隔夜，公开市场隔夜回购利率将相应成为主要政策利率。

　　二是推动贷款利率定价基准改革，从比较单一地参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定价向更加多元的定价基准转型。未来，随着多元化贷款定价基准不断完善，一些财务能力强的企业可与金融机构协商后自主选择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作为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作为小企业、个人贷款的定价基准可继续发挥作用。债券、金融衍生品的定价基准也可考虑将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作为一个选择。中国人民银行将择机发布政策指引，指导金融机构做好相关工作。同时，也将持续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报价机制，提高报价质量。

　　三是退出存贷款基准利率。过去较长时间，央行直接规定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基准利率。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逐步被市场化的定价基准替代。银行贷款利率已经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等多个定价基准。自今年一季度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公布了各个期限的存款平均利率，作为银行存款定价的参考。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动这些领域的计息依据用市场化的利率指标来替代，实现退出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

　　关于人民币汇率，潘功胜强调，中国实施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市场干预。近年来，人民币汇率经历多轮升贬值周期，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在特定情景下，中国人民银行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乃至在极端情景下直接进行外汇干预，校正市场的“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的自我强化。这些措施是符合国际规则和国际实践的。

　　潘功胜表示，汇率作为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元因素影响，和经常账户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对汇率问题缺乏必要的专业认知。

　　潘功胜强调，应对全球经济失衡是逆差国和顺差国共同的责任。在单一主权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存在大额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逆差。将本国长期高财政赤字、产业竞争力下降和复杂的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潘功胜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正式起步于2009年。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叠加当前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形势变化，国际市场对人民币使用的需求明显增强，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进一步增强高质量的政策供给，为境内外主体持有、使用人民币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一是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融资便利化。近期，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多家外资银行担任清算行。下一步，将持续完善人民币清算行网络，使人民币金融服务触达更多经营主体。

　　二是丰富全球优质人民币资产供给，活跃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交易。一方面，更好发挥在岸金融市场作为最大人民币资产池的作用。另一方面，继续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支持形成以香港为主，伦敦、新加坡、迪拜等协同发展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架构。支持上海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继续在离岸市场常态化发行央行票据。提升离岸人民币国债、央行票据二级市场交易活跃度，鼓励金融机构做市，支持发展离岸回购业务，培育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丰富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品种，发展利率掉期市场，更好满足市场主体利率风险对冲需要。建设好离岸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丰富离岸金融基础设施服务。

　　三是为离岸市场提供稳定、多层次的人民币流动性供给。发挥好货币互换安排作用，推动更多互换对手方在当地市场建立常态化互换资金使用机制，支持香港金管局通过人民币资金安排提供1年以上的中长期流动性。用好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支持外资清算行通过在岸回购、拆借、发行同业存单等方式获取人民币流动性。持续丰富工具箱，覆盖短中长期限，向离岸市场提供稳定、多层次的人民币流动性支持。

　　关于人工智能影响和金融政策响应，潘功胜谈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是人工智能产生的需求和供给效应可能存在时差，短期会改变微观效率、拉动投资、推升通胀，中长期可以提升整体生产率、降低通胀水平。二是人工智能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影响不均衡。虽然对就业总量还没有造成明显冲击，但已经开始影响就业结构。三是人工智能热潮已成为全球股市上涨的主要动力之一，全球金融市场呈现高关联性和高波动性。

　　潘功胜表示，受益于国内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人才优势，中国人工智能广泛落地应用，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中国人民银行的角度，接下来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密切跟踪研判人工智能发展的宏观影响。审慎评估人工智能技术演进对宏观经济、金融市场、货币政策等的影响，前瞻性做好政策考量和准备。

　　二是做好金融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工作。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企业融资支持体系，聚焦核心技术创新、“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提升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强度和多元化水平。

　　三是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人工智能在识别可疑交易、增强风控效率、提升金融普惠性等不少金融领域已经投入应用。前期，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从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应用能力、拓展应用场景、防控安全风险等方面，研究了推进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应用的工作思路与方向，制定出台了“人工智能+金融”的有关政策文件。

　　潘功胜表示，将继续探索人工智能在辅助开展货币政策形势分析、金融风险识别以及支付、征信、反洗钱监管服务等领域的应用。同时，指导金融机构防范数据安全、模型应用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