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汇率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一些观点忽略了汇率形成机制的复杂性、贸易与汇率关系的非线性，以及全球失衡背后的结构性矛盾。针对相关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系统阐释汇率相关的政策立场。

　　首先，中国汇率制度不是盯住某个水平的固定安排，而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人暗示人民币汇率升贬是能被安排的。可事实却很清楚，我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翻译成大白话，汇率是市场买卖出来的，不是央行喊出来的。央行不预设目标水平，不干预长期趋势，2017年后已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回顾过去十多年发展可知，所谓“有管理”，主要针对疫情冲击、关税战等重大外部事件下的短期剧烈波动，防止非理性贬值预期自我强化和“羊群效应”引发破坏性超调。实际上，这也符合国际惯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新兴经济体干预汇市，2026年7月日元跌至近40年低位后相关国家联合干预，都是如此。更何况，当前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近10万亿美元，人民币日均交易量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交易占比约80%，任何央行都难以长期左右汇率走势。把“有管理”简单等同于“操纵汇率”，既不符合事实，也缺乏专业依据。

　　其次，汇率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国际上有个别观点，仿佛汇率一贬，出口就起飞；一升，出口就垮。对此，历史数据已是有力反证。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中国出口全球份额反而升了2.4个百分点；2016年人民币贬值7%，出口份额却降了0.7个百分点。可见，升值没压垮出口，贬值也没带飞出口。一些国家今年上半年的走势同样说明，顺差和汇率之间没有线性关系。原因并不神秘：决定贸易的是产业竞争力，不是比价。当前，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近10万亿美元，贸易占外汇交易的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1/35降到2025年的1/70，汇率更多由金融账户和预期定价。把贸易账算到汇率头上，是把复杂问题简化成一道判断题，错得离谱。

　　再次，单一评估结果不能成为人民币汇率的“判决书”。国际上不同模型依托不同理论、数据、参数和计量方法，结果差异往往很大，难以形成有说服力的共识。近期有部分人援引IMF的外部平衡评估(EBA)结果声称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这是对该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为什么这么说呢？EBA是外部失衡分析工具，而非专门的均衡汇率测算模型，其不同方法结果差异很大，方向上甚至可能相反。更重要的是，EBA评估的是实际有效汇率，不应被曲解为对名义汇率，更不是对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看法。实际上，IMF给中国的政策建议是扩大内需，而不是推动人民币升值。

　　最后，全球失衡需要逆差国和顺差国共同行动。综合来看，全球失衡是产业分工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各国投资储蓄缺口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顺差国或逆差国单方面的责任。历史上主要工业国都曾出现经常账户顺差，顺差集中地不断轮换，主要逆差国却长期不变，这与单一主权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矛盾密切相关。储备货币发行国能够较长时期实施债务和财政扩张，支持高消费和低储蓄，由此形成长期贸易逆差，也会削弱自身财经约束和制造业竞争力。部分国家产业竞争力下降，反映的是能源成本高企、基础设施滞后、监管僵化、创新投入不足等自身结构性困境。逆差国应推进财政整顿，提高储蓄率和产业竞争力，顺差国应推动消费和投资增长。中国已在积极调整，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从2007年9.9%的峰值回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2010年的37%升至2025年的52%。“十五五”期间，中国将继续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将复杂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人民币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无助于解决问题。

　　总之，中国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坚定一贯，不会也没有必要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各方须知，贸易顺差靠的是超大规模市场、靠的是完整产业链、靠的是持续研发创新能力等形成的竞争力，而不是“贬”出来的。全球再平衡，终究要靠各国共同的结构性改革与合作，而非寻找外部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