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

　　中国人民银行10月8日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其中包括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中国人民银行还提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

　　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

　　发挥决定性作用

　　关于中国的汇率制度安排，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这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

　　着眼于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中国人民银行在特定情景下，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乃至在极端情景下直接进行外汇干预，校正市场的“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尤其是非理性贬值预期的自我强化。

　　上述这些措施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2026年7月，日元对美元一度贬至近40年低位，引发相关国家联合干预。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2016年起，中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以更高的国际标准发布国际收支及相关外汇数据，持续提升发布数据的维度和频率。中国积极响应国际组织倡议，自2027年起将进一步向IMF报送外汇相关数据。

　　从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化看，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数据显示，从双边汇率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2005年7月汇改的8.27元升值至当前的6.7元左右，累计升值23%。从多边汇率看，2005年汇改以来，国际清算银行测算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超50%，实际有效汇率升值35%。

　　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6.04元—7.35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均在10%以上。

　　向前看，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贸易发展根源于

　　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

　　近段时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多次发声称，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

　　此次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表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从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看，数据显示，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2005年—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2010年—2014年升值10%、2020年—2021年升值9%，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2.4个、2.8个和1.7个百分点。而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7%、2022年人民币贬值超8%，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均下降0.7个百分点。

　　尤其是，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明显下降。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30%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中国是负责任大国，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表示，尤其是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

　　分析汇率变化要考虑多重因素

　　汇率是货币之间的一种比价关系，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分析汇率变化，不仅要看货物贸易，也要看服务贸易；不仅要看经常账户，也要看金融账户；不仅要关注经济基本面因素，也要关注预期等因素。

　　从贸易渠道看，历史上，贸易渠道曾在汇率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不断推进，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1/35下降至2025年的1/70，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

　　从金融账户看，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各国金融资产不断累积，金融资产估值变化和跨境资产配置对全球失衡的影响加大，外溢效应增强。从历史经验看，新兴市场汇率大幅波动，往往是金融账户下资本流动触发的。2014年—2016年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2022年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央行大幅收紧货币政策，均引发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2026年上半年，韩国在AI发展热潮中经常账户顺差大幅增长，但韩元却持续贬值，也主要受资本流动的影响；同期，日本经常账户顺差有所增长，但日元亦持续走弱。

　　从实际看，经常账户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一方面，经常账户顺差并不必然意味着本币汇率低估、需要升值。近年来，日本、瑞士、德国等不少经常账户顺差国，本币汇率有所贬值。从中国情况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运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逆差，但美元总体维持强势。

　　此外，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IMF的外部平衡评估(EBA)结果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对汇率缺乏必要的专业认知。实际上，IMF对中国的政策建议主要是积极扩大内需等结构调整政策，而非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

　　缓解全球失衡需要

　　逆差国和顺差国共同行动

　　缓解全球失衡是当下市场关注的热点话题，对此，中国人民银行表示，这需要逆差国和顺差国共同行动。全球经济失衡是产业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各国投资储蓄缺口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顺差国或逆差国单方面的责任，需要各方共同应对。

　　近几十年来，全球主要顺差国不断轮换，主要逆差国始终不变，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固有矛盾有关。在单一主权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能够较长时期实施债务和财政扩张，支持高消费和低储蓄，并由此形成长期贸易逆差。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该国的财经约束和制造业竞争力，增大债务和国际收支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中长期的政策承诺更有利于稳定预期。中国人民银行呼吁，各国应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作出明确承诺并坚定执行，避免来回“翻烧饼”。试图在一到两年内解决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并不现实，政策短期急转可能适得其反。

　　往后看，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十五五”期间，中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