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发展新动能不足、高通胀与高债务并存的背景下，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导致全球供应链重构、贸易成本上升，进一步削弱了经济增长动能。面对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带来的复杂挑战，各国在制定和实现本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同时，如何兼顾全球金融体系稳定，共同为全球经济增长营造有利的货币金融环境？如何借助现有国际协调机制，增强国际组织在全球货币政策中的协调功能？

　　6月18日，在2025陆家嘴论坛“增强全球货币政策的协调性”的会场上，多位业内人士回应了上述话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策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斯德认为，各国央行基于国内目标制定政策时，需兼顾内外均衡，但政策差异引发的溢出效应已成为紧迫议题。若能实现货币政策协同，不仅可加速对冲外部冲击，更能为市场参与者提供稳定预期，推动全球经济向理性化方向发展。

　　宏观政策外溢效应下货币政策协调迫切性突出

　　“由于各国宏观经济状况差异显著，全球货币政策及宏观经济政策原本是‘各自为政’的。”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发言中表示，部分国家面临通胀压力，另一些则陷入通缩，加之各国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规模参差不齐、汇率波动与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都存在差异，导致宏观调控方向难以统一，各国货币政策通常仅针对本国实际情况制定。

　　但是，随着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情况又在发生变化。例如，随着全球化推进，各国经济周期与宏观状况的关联性增强，大国货币政策及宏观经济波动的溢出效应越发显著。这种影响不仅通过储备货币传导，更可能借助金融危机等极端事件扩散。例如，在亚洲金融风暴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危机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快速传导，并且可能会互相影响。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行长梁新松也持相似观点。他谈到，近年来，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溢出效应正显著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其货币政策调整可能引发中小国家资本市场波动，而央行间的协作（如汇率干预、政策沟通）能有效缓解汇率剧烈震荡。

　　梁新松还提到，在实践中全球货币政策协调面临多重现实阻碍。各国经济目标、政治逻辑及货币周期的差异化难以调和，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更激化了这一矛盾。

　　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原部长乔瓦尼·物里亚（Giovanni TRIA）也提到了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他谈到，该政策对原有全球经济秩序形成冲击，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与混乱，引发汇率剧烈波动，并削弱市场对美元与美债的信心，危及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而维持金融市场稳定是当务之急。

　　“当前全球金融体系正处于关键转折期，美国新保护主义举措或颠覆现有格局。”乔瓦尼·物里亚解释道，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美元赋予美国无限融资填补内外债的特权，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无法解决美国赤字问题、恢复制造业就业，还致使美元短期走弱，引发市场对美元、美债稳定性乃至美国法律体系信心的下降。由于资本流动受不确定性驱动，一旦市场对美元和美债信心崩塌，全球金融不稳定将迅速扩散，导致美元计价工具价格波动、美国利率飙升、汇率震荡、全球债券价格异常波动，不仅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引发全球货币体系重构。

　　乔瓦尼·物里亚提出，在市场对美元与美债的信心出现动摇的背景下，应推动开发替代性货币支撑点，中国在此进程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与此同时，欧洲需正视自身战略性脆弱性，加快构建深度一体化市场，例如，打造统一的欧洲债务市场，使其成为美债之外可靠的投资替代选择，以此维护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稳定。

　　应变多重不确定性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在全球货币政策中的协调作用

　　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参事室）局长（主任）王信看来，有多重因素都必须纳入央行政策考量。除了前文提到的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关税壁垒提高外，气候变化、自然环境恶化及生物多样性丧失，不仅直接冲击产出、就业与物价，更使金融风险攀升；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对宏观经济影响复杂，既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也可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在缺乏共识与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可能加大金融风险。这些因素均对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形成重大挑战。

　　“这使得中央银行间及国际经济金融界的交流协调越发必要。”王信认为，中央银行需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地缘政治、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因素纳入考量，建立和优化气候宏观经济模型，强化情景分析来应对不确定性，同时，加强与市场的沟通以稳定通胀预期。他还建议，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央行而言，需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在其职责范围内，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应对气候变化等带来的挑战，强化风险评估与压力测试，将气候和环境风险纳入金融监管体系。

　　在国际协作层面，王信建议应依托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等国际组织和平台，深化宏观经济对话与政策协调，聚焦气候变化等突出挑战。在他看来，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难题，但只要各国强化沟通协作，仍有望稳定经济。

　　周小川认为，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G20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政策协调作用，但整体来看尚无正式机构承担全球宏观政策或货币政策协调职能。而IMF虽然在负责汇率、国际收支协调及金融稳定干预（如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应对）可发挥作用，但却未涵盖货币政策协调职能。加之IMF的决策受美国一票否决权制约，有时难以形成全球性共识。如何构建制度化协调框架，仍是亟待解决的议题。

　　对此，梁新松认为，尽管现有平台存在局限性，但仍是推动跨国对话的重要渠道。“这些机制在过去数十年中驱动全球经济增长，有其积极意义。”他表示，未来可能需要更多的工具来加强协调，共同维护全球经济稳定。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斯德则强调，全球政策协调的核心在于“协同而非国家优先”。他认为，IMF和BIS仍是危机协同应对的关键平台。以欧洲债务危机为例，IMF的流动性支持项目虽因灵活性不足遭诟病，却切实缓解了部分国家的破产风险。他建议，G20可进一步完善机制设计，如设立专门的货币政策部门，以更精准地应对系统性风险，提升全球政策协调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