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将宏观经济和股市表现视为“照镜子”的关系是不妥的，资产价格的变动远远快于实体经济。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提前的、放大的、扭曲的反映。

　　全球经济在量宽和分化之后，都在陷入低迷增长，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这个趋势和股市关联性不大。就2015年的中国经济而言，波澜不惊。就GDP而言，需要理解的，一是GDP增速是核算而不是单纯的统计，二是中国GDP核算用一二三产的部门法，而不是用投资、消费和外贸的支出法，三是第三产业在GDP增长的权重已接近50%，工业投资和增加值与GDP的增速已弱化，四是核算GDP时使用不变价，如何剔除价格因素影响比较复杂。由此观察，8月份主要宏观经济数据中，工业表现受PPI的影响较大，投资差强人意，消费和净出口表现不错，9月份数据持续改善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没有必要因股市弱市，进而就联想到宏观面也会十分疲弱。宏观和股市，两者之间在高频数据上没有强烈的相关性。

　　次贷危机以来，尤其是全球量宽以来，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等等都受到很大的挑战。对理解资产价格波动的解释力不断弱化。相应地，如果我们非要寻找宏观和股市的逻辑关系，大概可以这么说，2014年投资者十分珍惜哪怕“抢400点反弹”的波动，2013年至2014年前3个季度的股市表现，可能是和中国宏观大致匹配的。以后两者也会大致回归到这种关系。

　　系统性风险已排除

　　我们认为，投资者应以“有底线”和“活下去”为重。

　　从决策者的视角来看，必然会衡量股市动荡和救市的得失，并制定出对股市的后续根本策略。

　　就牛市所得而言，上市公司的IPO，再融资，以及和股市相关的金融所得，财税所得，可能并不是特别丰厚，即便在牛市的2季度，金融行业的增加值也只是从16.8%上升到18.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似乎没有那么显著和可持续。

　　就股市动荡的所失而言，救市证金就付出了将近2万亿元的代价，和牛市所得相比较，很可能决策者们会倾向于认为，与其容忍躁动不安的牛市，用这种迂回在虚拟经济中的渠道去缓解实体经济的问题，还不如直接通过定向工具，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来直接支持转型和创新

　　股市是否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是决定救市或弃市与否的关键因素。当初要动用证金救市，是担忧系统性风险，如果现在系统性风险基本排除，股市泡沫大部分得以消除，那么逻辑上基本可以判定，大规模注入流动性救市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了。

　　一些资金通过多种合理和不合理的渠道加速流入股市，是牛市的原因之一。因此，银行，信托和各种不正当渠道流入股市的资金将被不断驱逐，短期激进价差投机者将被不断驱逐，程序化交易将被不断驱逐，股指期货等争议不断，问题不明的衍生品暂时也需要停歇一下。必须意识到，修市状态是可预期的。

　　在熔断机制下“有底线”和“活下去”，不被清洗出局，是最为重要的。

　　全球超配，中国欠配

　　我们认为，全球和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时期，以及量宽之后全球资产价格的变动看，全球资产超配，中国资产欠配，海外投资者风险偏好微降，中国投资者风险偏好微升可能是趋势。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启动和退出量宽的过程中，人们并没有太多如何应对资产价格波动的经验。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和SPX的高度吻合来看，美国经济的复苏，既得益于实体经济部分行业的创新，也得益于负债端温和收缩和资产端急剧扩张而获得的去杠杆效应。多轮量宽已使得美国多次成功地、反复地吸收了全球资本。量宽带来的流动性，看起来大量地注入了股债类资产和房地产 ，少量地注入了实体经济和创新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