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我国要“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力，更好服务和引领实体经济发展”。这需要期货和现货领域共同发力。在期货市场方面，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理念、什么样的产品设计、什么样的交割库布局、什么样的监管能力，才能更好地提升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力，乃至是建设全球定价中心，引导国内和全球资源更合理配置，服务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期货市场发展面临的“国之大者”。如何在不断深化的对外开放过程中，引导和推动全球产业企业参与，发现好与我国作为主要消费市场地位相适应的价格，对国际贸易主价形成牵制，进而带动生产或消费，不断改善供求关系，是期货市场胸怀“两个大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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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认识提升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力的重要作用

　　（一）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支撑

　　坚持总体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大宗商品大多处于产业链的前端，是人民生产和生活的主要投入品，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必要保障。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不仅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稳定运行和居民生活，还可能演化为政治事件，引发国际经济社会格局的动荡。当今，我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若没有一个汇集有效的价格信息和正确反映供求关系的期货及衍生品市场，我国在全球大宗商品贸易中将缺少话语权，无法打破现有由少数国家主导世界资源定价基准的局面。并且，实体产业企业若在国内找不到有效的衍生品市场对冲风险，必然会到国外寻求风险“避风港”，不得不接受国外的期货监管规则约束，这对国家的经济安全极为不利。

　　（二）优化国内外资源配置的重要抓手

　　对不同市场主体而言，动态、连续的期货价格反映了当前和未来的供求关系预期，一方面，有效指引了采购、生产、库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帮助企业实现稳定经营和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在播种时节提前了解农产品期货价格，根据未来价格指导农民对粮食种植结构调整，保障农民收入并从根本上解决粮食产销脱节问题。

　　对于国内国际而言，一方面，利用期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助推国内大宗商品贸易规则统一、市场基础设施运行规则统一、价格形成机制统一，减少地方同质恶性竞争，提高资源跨区流动的配置效率。在此基础上利用期现联动，可以结合不同区域的情况因地制宜，实现要素市场规则、监管统一，不断完善形成整体与部分相结合的宏观治理体系，为政府提前部署应对、规避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等极端情况引发的风险提供抓手。另一方面，具有国际价格影响力的期货市场，可以凭借其产生的真实、可信、合理的价格，实现商品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顺畅流通和优化配置，服务国内市场各方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助力期货市场所在地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三）促进区域间经贸融合的重要依靠

　　参与同一期货市场的国家和地区，其大宗商品同质化程度往往较高。一个能够全面反映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宗商品价格信息的期货市场，可以吸引更多投资者参与，降低市场交易者的风险和交易成本，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这有助于减少国家和地区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障碍，促进相关国家和地区形成利益共同体。同时，在为实体提供定价基准的前提下，商品期货市场还可以为商品贸易提供便利，成为促进相关国家和地区市场互联互通、融合发展的天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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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力是期货市场发展的应有之义

　　（一）价格发现是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

　　通过公开、公正、高效、竞争的期货交易运行机制形成具有真实性、预期性、连续性和权威性未来预期价格，是期货市场区别于其他金融市场的核心所在，价格发现功能是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最早我国探索设立期货市场的目的之一就是在价格双轨制背景下，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维持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此后，我国多个市场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中，都明确提到要有效利用期货市场，增强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二）国际成熟市场多数利用期货市场进行贸易定价

　　目前，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方式有很多种，其中较为常见的有两种：一是协议定价机制，即买卖双方通过谈判确定大宗商品价格；二是期货市场定价机制，即买卖双方根据商品期货价格确定大宗商品价格，具体价格由期货价格经调整得到。实际上，即使双方通过协议协商的价格来确定，有时也会参考期货价格。总体来看，对于存在对应的商品期货品种，且商品期货品种已经成熟的大宗商品而言，其价格基本由商品期货市场决定。对于没有对应商品期货品种或商品期货品种尚未成熟的大宗商品而言，其价格由买卖双方在签订合同时通过谈判确定。国际经验表明，以期货价格为基准的定价模式取代传统的协议定价模式，已经成为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机制演变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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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力的国际市场规律和经验

　　（一）市场价格体系具有复杂多样性

　　一是大宗商品价格信息丰富多样。现货市场包括产业链不同环境，流通不同节点、不同区域、不同品质的商品成交和申报价格以及升贴水信息，同一种商品可以同时拥有不同的价格体现，而期货市场只反映标准化产品在未来某一特定时点的价格。

　　二是不同产业存在不同的定价习惯。从境外成熟市场和我国部分成熟行业经验看，不同行业大宗商品定价机制各有不同。例如，谷物等农产品、铜铝等基础金属主要以期货定价，农产品习惯用期货加基差点价，畜牧业习惯使用区域及产业链现货信息和期货进行定价，贵金属则因货币属性主要以现货集中拍卖价格为定价基准。不同行业现货定价的不同习惯，决定了期货价格影响力的发挥，也必然要有不同的定位考虑。

　　三是影响力的核心是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水平。在以期货市场价格为基准的大宗商品定价体系中，买卖双方通过“期货价格+升贴水”来确定交易价格，这使得买卖双方面临的价格波动风险都明显降低。期货价格由于具有公允性、预期性、透明性，对买卖双方都相对公平，也为企业制定生产经营计划提供了稳定基础，而只有这种期现有效回归且能被大多数企业所接受的期货价格才是具有影响力的。

　　四是影响力是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综合体现。期货市场定价影响力的发挥，不仅要求期货市场能够准确反映该品种现货市场未来的供求关系，相关行业等多方交易信息以及金融机构的习惯同样要纳入考虑。例如，新加坡铁矿石期货市场不仅有场内57%、62%、65%和块矿四种，还有与之相关的航运和外汇衍生品市场，铁矿石客户可以进行一站式风险管理，新加坡铁矿石期货价格是多方力量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二）大宗商品定价中心一般形成于生产贸易大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

　　大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时期，商品大进大出，与各国贸易往来频繁，容易形成全球定价中心。例如，英国作为头号工业帝国时，先后成为金属、贵金属、原油的国际定价中心，也成为外汇的场外交易中心。但并非所有的生产贸易大国都能成为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心，国际定价中心发展与一国经济金融综合实力以及开放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定价中心一旦形成，即便本国经济逐渐衰落、贸易减少，依然可以作为国家软实力存在，并发挥作用。例如，国际市场仍然习惯使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价格进行现货定价，其提供的金融服务总体与英国国内的实体经济已无太多联系，但交易所规则修改、交割库设置等措施依旧能对全球生产、贸易企业产生影响。同时，LME作为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一环，提升了伦敦对全球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吸引力，体现了国家的软实力。

　　（三）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分布具有明显的时区性

　　过去100多年，欧美国家期货交易所林立，经过充分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国家的金融中心。目前全球基本形成了美、英、中三足鼎立格局，如能源和金属，逐步形成了亚洲、美洲和欧洲的三大区域定价中心，农产品定价中心主要在美国和中国。可见，一个商品在全球的定价中心并不是唯一的。商品定价中心格局一般适应现货贸易时间，按每个定价中心覆盖6至9个时区的规律分布。我国期货市场交易活跃，但对外开放程度不够，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高，因此期货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力尚不如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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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期货市场服务提升大宗商品定价影响力的发展路径

　　我国是全球贸易大国，现货市场的先天优势使得“中国价格”在相关商品生产、贸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我国期货市场功能日益充分发挥，为提升我国大宗商品定价影响力、建设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心提供了直接条件，期货市场要抓住有利机遇。

　　（一）贴近现货市场习惯，持续改善现有合约规则

　　前文提到的三个层次的定价影响力，都要以期货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为前提和基础，即期货价格能客观代表现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初期，现货市场的发展并不成熟，国有企业、龙头企业、生产企业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很难直接参与。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期货市场的规则、制度设计都倾向于考虑流动性，交割制度安排更多会考虑贸易企业需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货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客观上要求期货市场在不断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的过程中，对规则制度也要进行相应调整和优化，促进期货市场盘面价格充分反映主要产销区间的供求关系，基本功能进一步充分发挥。

　　（二）规范有序发展，防范资本无序扩张

　　国外成熟市场的经验表明，具有定价影响力的本土期货市场，能够保证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稳定，防范市场被操纵。对于我国期货市场而言，第一，要增强制度的稳定性。像手续费、保证金等防控措施，根据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进行频繁调整，压减市场流动性的情况较多。但往往价格波动大时，市场避险需求也强烈，交易规模应随之放大。国内期货市场要创新监管方式方法，通过设好制度“红绿灯”和擦亮“探照灯”，做好制度稳定性和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第二，要防范机构客户扩张放大市场投机性。近年来，我国期货市场中，资管等机构客户比重逐年增长。像焦煤、焦炭、聚氯乙烯等品种上的资金占比都达到了25%，这种机构化趋势虽然符合国际期货市场发展规律，但也要通过加强手续费减收政策管理等方式，装好“减速带”，防止一些品种产业力量参与不足的情况下，资管等机构客户资金的过快增长过度放大市场的投机性，进而影响定价的有效性。第三，要做好中小投资者的服务。我国期货市场上的个人客户占市场有效客户的96%，在交易保证金只占40%左右的情况下，贡献了市场70%左右的手续费。而且，散户也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但在过去市场服务工作中，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更多关注产业客户，对中小投资者的服务相对不足。在市场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帮助中小投资者进一步提升识别风险能力，引导他们更加科学地参与市场。第四，做好境内外联动监管的准备。提升定价影响力，必然要加快市场对外开放。面对全球投资者的参与，面对大宗商品金融化的现实，国内期货市场要做好期现联动、境内外联动监管的准备。

　　（三）围绕促进行业发展，稳步推进对外开放

　　一是加大国际化品种供给。扎实推动在已上市期货及期权产品上引入境外交易者；加快推进集装箱运力、航运指数等可国际化品种上市。二是持续优化制度型对外开放。其一，做好QFII、RQFII参与商品期货市场的支持准备工作；其二，支持期货公司等期货经营机构的国际化发展，鼓励期货经营机构在境外设立、收购公司，引入境外股东，积极开展跨境期货业务；其三，期货交易所也应该研究扩大在境外的布局，在境外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期货品种设立交割仓库，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尤其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办事处，通过股权合作等多种形式与境外交易所开展合作。三是加大市场推广力度。推动各品种期货价格应用场景的多元化，并努力推动更多国内企业在现货跨境贸易中参考采用期货品种的价格；加大境外市场拓展力度，支持和吸引境外企业利用国内期货市场进行国际贸易定价和风险管理。四是加强跨境监管合作。重点推进监管互认、对等监管、市场准入制度建设等，推进业务、制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和融合。

　　（四）多方作为，拓展市场利用期货价格的广度与深度

　　期货市场定价影响力的体现，离不开对期货市场的广泛利用。尽管国内对期货市场的认识较发展初期已有较大改善，但无论是政府还是实体企业，对期货市场的利用空间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对内而言，一是多措并举，加大对农户和产业企业等的期货培育力度，不断创新方式促使其正确认识和利用期货市场，服务自身生产管理需要。二是充分发挥和利用好期货预判经济发展走势、助力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作用。建立国家层面基于期货的高效决策应对机制，根据期货市场发现的远期价格信号，研判经济发展趋势，提前制定相对应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好地把控调控的时机和力度。三是建议国家相关部委推动在铁矿石、生猪、玉米等事关国计民生的产品定价过程中，引入期货相关品种价格并逐步扩大其所占份额，使期货价格更能反映国内供需情况。对外而言，建议国家相关部委推动央企和大型国企充分借鉴国际市场成熟经验，将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价格作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往来的重要定价参考。

　　（五）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宗商品贸易商

　　国际大宗商品贸易格局在过去20年发生了深刻变化，以现货贸易为基础、以期现结合为保障的贸易商在大宗商品市场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形成了包括嘉吉等在内的一批世界500强贸易企业，单一企业掌控着超千亿美元规模的大宗商品流通并开始向上下游进行资本渗透。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宗商品贸易商，有利于提升我国期货市场国际定价影响力，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双循环新格局下稳定生产经营、聚焦技术创新，并形成维护国家粮食、能源安全的市场化资源“蓄水池”和风险“防护林”。

　　（本文作者系大连商品交易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