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 侯润芳）疫情冲击之下，各国都采取了一定的货币政策予以应对。其中，中美货币政策在取向、工具选择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如何看待中美之间货币政策的差异？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陈道富表示，中美货币政策差异主要是由中美经济金融结构的差异决定。此外，在谈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时，他提出一个问题，“美国宏观政策外溢的影响仍存在，通过不同的渠道、方式影响不同的主体。中美之间货币政策的偏离可以容忍多大幅度，这种偏离可以为此多久？”

为应对疫情冲击，多个国家打出了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组合拳”。陈道富指出，我国也在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当前已出现经济边际变弱的迹象，金融风险暴露的压力仍较大，与美国经济周期、政策周期不同步带来的跨境资金流动和金融市场变动，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明年的经济政策，可能需要考虑采取财政货币‘双（宽）松’的组合。”陈道富建议。

中美之间货币政策偏离可以容忍在多大幅度，政策偏离可以维持多久？

近日，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例会上，陈道富在谈到中美货币政策的差异时指出，中美货币政策差异主要是由中美经济金融结构的差异决定。“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政府和国有企业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在选择货币政策取向与工具时，充分利用了这些结构性特点，借助政府、银行，实现了金融和经济的稳定。美国金融体系以直接融资市场为主，价格工具能发挥更大作用，采取了较大幅度的降息。此外，微观主体的承受能力不同，也影响了货币政策的选择。比如，我国居民有较高的储蓄，可以通过保市场主体来保就业；但美国居民的社会保障程度较高，储蓄率较低，更多地采取直接救助的方式。”陈道富还指出，虽然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存在差异，但从政策实施效果看，两者都达到了大致相同的效果。

在谈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影响时，陈道富指出，美国既是经济强国，也是金融强国，更是世界货币的主要提供者。美国的经济周期、金融周期和政策选择，必然会对世界经济、金融状态产生根本性影响。在世界经济相互联系、金融有一定连接的情况下，中心国的经济、金融，特别是政策外溢是必然的，对于非中心国家，也许可以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冲，但都需要承受冲击。可以（通过）加大汇率波动幅度，由跨境主体承担价格波动，提高非贸易品的相对安全性。但资本高度参与的汇率市场，汇率也成为金融资产，价格存在大起大落的风险。

“虽然我国经济规模足够大，仍保留一定的跨境资金流动管理渠道，在汇率更有弹性的情况下，国内货币政策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但美国宏观政策外溢的影响仍存在，通过不同的渠道、方式影响不同的主体。对于中美之间货币政策的差异，中美之间可以容忍多大幅度的货币政策的偏离，或者说在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长期采取极度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中，我国的正常化的货币政策能维持到什么程度，能维持多久？”陈道富提出。

明年的宏观政策或需要考虑财政货币双宽松的组合

为应对疫情冲击，多个国家打出了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组合拳”。那么，财政和货币的合作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陈道富指出，在一个货币区内，财政与货币的合作，犹如体外生命维持系统，可以持续不断地维持生命系统的循环，但也带来对这套体外生命维持系统的依赖，形成路径依赖和自我锁定，很难培育出自我免疫能力和活力，打破自我循环。

“西方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目前看起来好像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很难从现在组合里退出来。”陈道富进一步解释，资产市场的有效运作，将低利率记忆下来并锁定。一旦提高利率，政府的债务利息会大幅上升，资产价格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微观主体的资产负债表的稳健性就会受到挑战。一旦资产负债表出现衰退，即使在企业利润改善时，有改善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但也无力推动新资产的扩张。为稳住资产负债表的政策措施，将资产负债表锁定在特定利率水平上，既缺乏动力、也缺乏条件，走出舒适区。”陈道富说。

陈道富还指出，我国也在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一方面，从我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角度，经济处于旧结构坍塌，新结构孕育的阶段，政策上既需要“看见”未来，又需要“熬过”当下。在某种程度上，“剩者为王”，强调“跨周期”宏观调控。这需要充分借助周期以外的力量，主要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政府部分将财政和货币连接起来，可以延长特殊时期的经济“耐受力”。因此，我国既需要增强政府支持经济的能力，也需要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

“当前已出现经济边际变弱的迹象，金融风险暴露的压力仍较大，与美国经济周期、政策周期不同步带来的跨境资金流动和金融市场变动，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陈道富提出，明年的经济政策，可能需要考虑采取财政货币“双（宽）松”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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