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大事，唯生与死。二月底，韩国生育率暴跌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近期【某部门工作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又登上热搜。从普遍规律来看，经济越是发达地区，社会的生育意愿越低。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高等收入国家的平均生育率是1.60，人均GDP是4.4万美元；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生育率是2.34，人均GDP是0.55万美元；低收入国家平均生育率是4.6；人均GDP是0.08万美元。

  2018年在世界前20经济体中我国生育率1.69，位列第十。与其他经济体相比看起来似乎不是太落后，但要考虑到当时我国人均GDP还不到一万美元，说明社会已经出现很明显未富先老的特征了。

  去年韩国总和生育率为0.84，创下人类各国历史最低值。一时间，网上都在讨论韩国还有多少年会自然消亡。其实我国的生育情况比韩国更为严峻。从数据来看，1984年韩国生育率跌破2，当时韩国的人均GDP是5055美元（剔除通胀影响后）。1992年我国生育率跌破2，当时我国人均GDP仅为887美元。

  上世纪我国生育率下降快有计划生育的原因，开放二胎后生育率依然没有起色就不是计划生育能解释的了。关于生育两千年前的网红名人孔融有个比较有名的论述：“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我们暂且不考虑他那样冷血的叙述正确与否，但其言论隐含的逻辑：“父母生孩子是出于自身需求的考量”是有说服力的。

  一对夫妻是否会选择生养孩子必然会进行一番权衡。首先是感情上的需要，比如希望参与到生命的成长当中，享受天伦之乐；另一方面是利益上的需要，比如希望有人能继承自己的事业，或是害怕自己老了受欺负，生个孩子给自己养老送终；此外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孩子一生出来就给别人当牛做马。可能有的人会说：“我生孩子既不是为了自己的情感需要，也不是利益需求，就是想让孩子出生后为人民服务”。这种是特例，不能用来解释社会现象，所以不做考虑。当生养孩子的成本较高，而收益小时，整个社会的生育率就会下降。

  法制健全，社保体系完善的国家，一对夫妻从孩子那里得到的安全感少；同时法制健全，社保体系完善的国家其经济必然不错，因为只有经济基础好才能支撑的起法制和社保成本，而经济基础好又会导致生养孩子的成本增加。所以法制健全，社保体系完善的国家生育率都不会高。

  我国人均GDP远远低于美国，但生育率竟然也低于美国，说明在中国养孩子对家庭的负担要远远超过美国。举个例子，现在我国养老金是现收现付，劳动力缴纳的养老金直接转移支付给退休人员当做退休金。也就是说养老成本由年轻人承担，而养育年轻人的成本全部由家庭承担。换句话说，同一阶层的家庭，生的孩子越少，占的便宜就越多。发达国家为了阻止生育率降低，都会对生孩子的家庭进行各种优惠补贴。而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的太少，所以我国生育率下降到速度比韩国还快，整个社会未富先老。

  再聊聊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必然会让GDP增长放缓甚至停滞，看看日本就知道了。但经济体量大，人口多就一定好吗？清末的时候人口倒是多，经济体量也大，有什么用呢？当人口数量超过一定界限后，素质增长要比数量增大重要的多。最完美，最均衡的状态是生育率2.1，同时人均GDP不低于3万美金。

  当然人口也不是越少越好。二战前期苏联节节败退，中后期却能绝地翻盘。除了组织、军事能力，以及美国物资援助之外，苏联广袤的国土和战略纵深是获胜的关键。中日战争日本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却深陷于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当今世界，互联网、新能源、5G这些高新科技只有中美两国能玩的转。关键在于中美两国人多地广，市场大，消费能覆盖的住研发成本，所以不能任由生育率下降。这里请读者分清楚，笔者主张提高生育率和某些“专家学者”的原因不一样，他们主张提高生育率的目的是因为房子卖不出去了，没人给他们当牛做马了。

  有的学者见我国放开二胎生育率仍没起色后，就建议放开三胎，进而全面放开，这种人不是蠢就是坏。如果放开生育限制就能提高生育率，问题像饿了就要去吃饭那么简单，生育率还会成为全社会都关注的问题吗？生育率降低原因在于养孩子成本太高，而收益极少，人们当然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幸福给别人做贡献。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贫富差距太大，官方为什么迟迟不公布基尼系数，那些学者心里没数吗？

  不同阶层的人养育孩子的相对成本是不一样的。上层富豪养育孩子的相对边际成本低；而穷人和中产阶级养育孩子边际成本高。所以一旦放开生育率，穷人和中产阶级不会多生，富人一定多生。富人掌握生产资料，这个群体数量变多，一定会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那些鼓吹放开生育限制，而不去谈改善收入分配的学者，就是为这些想多生孩的富豪们做代言。从世界经验来看，生育率降低的趋势很难逆转，如果不想让人口减少的太快，给国家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请尽早行动，调节税收，改变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以及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税收调整方面：对金融业和互联网应该加重税收；制造业是容纳就业，国际竞争的关键，所以应该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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