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京人流应对、社区封闭式管理、新国展集散点运行、新发地人员转运……从去年春节以来到现在，整个工作组的20多名工作人员已经在一线坚守了一年多。

返京人流应对、社区封闭式管理、新国展集散点运行、新发地人员转运……从去年春节以来到现在，整个工作组的20多名工作人员已经在一线坚守了一年多。

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连续两个多月未出现本地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但国外疫情仍然在持续，外防输入依然是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市社区防控组机场工作专班承担着守护国门防线的重任，专班成员同时还负责检疫检测、社区防控等工作。每天早晚两次上报最新数据，当日督办件不能过夜，凌晨紧急召集开会……这些成为专班成员疫情防控下的工作常态。他们见证和参与了本市社区封闭式管理、新国展集散点运行、新发地人员转运等北京“战疫”的关键节点“大事件”，也为入境进京人员持续提供日常服务。从去年春节后北京成立市社区防控组返京人流应对组起，一年多来连轴转，专班努力将疫情输入风险降到最低，助力核酸筛查尽早发现病例，筑牢防控屏障，守护首都安全。

“什么是闭环转运？”“需要我们省做什么？”“我们要怎么接转？”……2020年3月9日晚上10点到10日上午10点，整整12小时，北京市委党建办专职副主任、市社区防控组机场工作专班组组长田涛的手机一刻不停，400余个电话轮番“轰炸”，上千个问题从全国30个省（区、市）相关处室、驻京办负责人处向他抛来。

去年3月，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扩散之时，按照疫情防控工作安排，北京要开辟专门集散点，将疫情高发国家的入境进京人员进行闭环转运和集中隔离，目的地为外省区市的入境人员由所在地负责接转。作为北京市的联络人，那晚田涛一宿没合眼，不同的省市、同样的问题，他回答了几百遍。除了电话这头的忙碌，那一晚，他还和专班20余名成员一直驻守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简称“新国展”）集散点布置现场，协调市卫健委、市交通委、顺义区、机场等各部门准备转运工作。第二天14点03分，新国展集散点正式迎来第一批境外入京的转运人员。

从集散点选址、确定转运流程、明确防疫要求，到各环节有序运作，去年3月，作为国门第一关的疫情防线最前沿，新国展集散点成功转运4万余名境外进京旅客，极大缓解了首都疫情防控压力。这场无声“战疫”背后，相关政策是如何确认出台的？服务流程又是怎样确定的？这当中又蕴含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艰辛？日前，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北京市社区防控组机场工作专班成员，揭秘守好入境第一关的“战疫”历程。

揭秘一

为何选择新国展作为集散点？

“从开始布置场地到正式启动接转，我们用了不到14个小时”

任务来得很突然。2020年3月9日上午，市委组织部收到上级任务，要在首都机场附近选择一个临时集散点，用于集中转接境外进京人员，10日就要启动转接工作。

集散点选在哪里？作为本次任务的现场副指挥，田涛当天上午就赶到了首都机场。原本希望在机场单独开辟一个航站楼，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协调开；后来又考虑利用机场内的一个停车场，但经过现场勘查发现，停车场只是一片水泥地，空空如也、四处透风，而当天顺义的最低气温仅4℃。还有人提议选择一家附近的五星级酒店，但场地太小，根本无法承载大规模的旅客接转任务。而距首都机场不远的新国展在场地上恰好能够满足要求，当天下午17点左右，市委组织部研究决定将临时集散点定在了新国展。20点，市委组织部等部门与新国展方面完成转运细节商议。

相对来说，新国展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从距离上看，新国展离首都机场8公里，交通便利。从建筑空间上看，此处南北长800米，东西长750米，一期占地面积102.14公顷，室内面积约 11万平方米，对外相对独立、可实现封闭管理，内部场地开阔，场馆属于“可开合、大空间”建筑结构，通风较好，便于分区管理、开展工作。此处距周边最近小区有560米，最远约1公里，还能最大限度降低对周围居民生活、出行的影响。

当晚，负责新国展集散点布设的前线工作组一宿没睡。划定区域、协调车辆、确定隔离酒店、协调物资，原本空荡荡的新国展W4、E4馆一夜之间“变了身”，3月10日中午，新国展内各接待点相关车辆、防护物资、服务人员就位。旅客目的地为北京的，由本市16个区和经开区各自接待；旅客目的地为京外的，则由30个省（区、市）驻京办负责转运，此外还设立了一个机动接待点。当天下午14点03分，新国展集散点迎来了第一批入境旅客。“从开始布置场地，到正式启动接转，我们用了不到14个小时。”田涛说。

运转首日，新国展内48个点位接待了8个航班500余人。

揭秘二

人员分流转运规则是如何制定的？

“遇问题灵活应对，面对很多新情况，不得不现场定政策”

新国展集散点刚运行时，除了最重要的疫情防控物资得到了保障，其他各项条件有些“简陋”，没有热水，没有暖气，各接待点基本只有一张桌子，各项服务都是后续逐步完善起来的。没有标语，就找部里擅长设计的同事自己设计、自己张贴；没有广播员，就找了擅长播音主持的女同事来广播提示；外国旅客听不懂中文，就连夜招募懂外语的志愿者齐上阵……

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任何经验，专班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遇到各种新问题，只能靠现场灵活应变。“很多政策都是现场定出来的。”据田涛回忆，去年3月19日，一名被外省某大学录取的外国女留学生来京转机，入境后得知录取学校已发出通知，受疫情影响要求暂停外国留学生入学报到，人已经到了北京，但学校不接收，省驻京办也无法转运，再加之语言不通、经济拮据，女留学生的去处陷入僵局。

“留学生拿到签证是因为要去省里的大学学习”，田涛追根溯源，迅速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经与该省份驻京办相关负责人沟通，耐心做工作，最终由该省驻京办协调所在学校为留学生购买机票返回本国。此后出现类似情况，皆照此法处置。

揭秘三

如何满足旅客的不同诉求？

“人性服务有温度，所有旅客都有人管”

每天都有上千名旅客来到新国展，每个人来京目的各不相同，转机的、旅游探亲的、工作出差的，还有来回做代购的，每个旅客的经济情况有别、身心状况各异。田涛提出要求：“所有的旅客都要有人管！”

2020年3月11日，一对母女回国抵京来到新国展，准备回河南，但返程航班在第二天，两人却不肯掏钱住宿。在交谈中得知，母女俩在意大利打工，因为疫情影响挣不到钱而回国，辗转数千公里，已经十几个小时未曾进食。田涛赶紧让同事从办公室拿来了水和面包，并协调河南省驻京办，让二人在集散点的大巴上临时过了夜，大巴车还为母女俩开了一夜的暖气。类似的暖心案例不胜枚举。

“服务旅客，要尽可能用人性化的方式，”田涛说：“我们在政策制定上也考虑外地旅客的承担能力，除了国家规定的防疫政策外，凡是北京的自选动作，都由北京财政来负担。比如现在我们对境外入京人员实行‘14+7’隔离政策，这额外的7天隔离住宿费用就由北京财政来支持。”

“航班不停，我们的工作就不能停，哪怕来一个人，我们都要等着，所有人随时待命。”机场工作专班副组长郭颂说。新国展从去年3月10日开始启用，起初只是日本、韩国、意大利和伊朗疫情高危四国入京人员的集散点。3月16日零时起，所有入境进京人员都在新国展集散。直到3月23日零时，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航班均须从12个指定第一入境点入境，新国展的工作才得以喘息。在新国展集散点运行期间，成功转运旅客4万余人。

“很平稳，没有出问题，这是我们最大的贡献。”田涛和工作组成员驻守了20天，直至3月底相关转运工作逐步交接给顺义区。田涛坦言，国外疫情汹涌，北京面临很大的境外输入风险，而新国展的集散工作确实给北京的疫情防控缓解了很大压力。

去年9月3日，北京稳步有序恢复直航北京国际商业客运航班，机场工作专班的工作又恢复了。如今，每天都有境外航班抵京，处理突发状况、保障正常外交、配合有关部门工作……机场工作专班的20余名成员依然在首都机场坚守国门，把住入境第一关。自恢复直航以来，北京境外输入阳性病例60余例，他们均第一时间奔赴入境人员隔离酒店，现场协调处理，直到阳性人员转送至地坛医院后，才撤离酒店。战斗在疫情一线已经整整一年，田涛翻出了手机记录的睡眠信息，平均每天的睡眠时间仅4小时26分。

场景回放

新发地8000多人如何实现“一夜转运”？

2020年6月，北京市多名新增确诊病例均和新发地市场有交集，6月13日凌晨3时起，新发地市场暂时关停，全面有序进行卫生整治和环境消杀。当天下午到6月14日凌晨6点，新发地市场内8000多名经营、采购和工作人员，全部进行信息登记、核酸检测后，转运至集中观察点进行医学观察。因为市社区防控组负责协调隔离酒店接转事宜，6月13日，田涛深入那轮疫情的风暴中心。忙乱的现场，复杂的局面，突发的困难，田涛对那个夜晚记忆深刻。

新发地农产品(000061,股吧)批发市场占地1680亩，承担了首都8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这里内部结构复杂，出入口多，商户多，人员流动性强，要封闭这样一个市场，还要把商户全部转运到集中隔离点，工程浩大。

田涛回忆，市里此前让各区预留了用于入境人员集中医学观察的房间，新发地疫情暴发后，这些房间部分被临时调整为安置新发地转运人员。初步研判，有6500多人需要转运，就让相关区准备了7000个房间应急，但大家到了现场发现情况比想象中还要复杂。缺乏转运工具，他们临时和交通部门协调沟通，紧急调来200辆大巴，这些大巴要分别运送转运人员到不同的集中观察点。

矛盾和问题随时出现：按照防疫规定，大巴车上需要隔一个坐一个，但这样就没法装更多的人；有的转运点很远，有的司机提出安全问题……这都需要马上解决。“我们临时和相关部门沟通，要求火速加派车辆，派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司机，保证万无一失。”田涛说。

更大的问题是，需要转运的人员比想象中的还要多。田涛回忆，“新发地内部很复杂，晚上有的人睡着了，我们就挨家挨户找，越找越多，到6月13日晚上12点就转运了四五千人出去。”到第二天凌晨2点，他们发现准备好的7000个房间已经用完了。现场又是一片忙碌，工作人员和市里的主责部门以及各区紧急沟通，临时凑出2000个房间，“当务之急是必须迅速把新发地清空。”

现场还要进行全员核酸采样，同时也要对环境进行采样，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开始工作，危险随时存在，更需要高效的指挥和协调。“我们说A有人管，B有人管，C有人管，但A到B、B到C没人管，这些都是到现场才发现的问题，都需要迅速作出决策，补漏洞。”6月13日下午6点到6月14日凌晨6点，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内的8000多人全部进行了核酸检测，转运至集中观察点，进行集中医学观察。田涛和工作人员在新发地忙了一个通宵，完成了应急处置的关键一步。

此后一段时间，和新发地有关的新增确诊病例不断增加，田涛和同事们关注着每天的疫情数据，大家都明白当时的集中转运处置非常关键。7月初，新发地市场集中隔离期满核酸检测阴性人员陆续解除隔离，分批次有序开展转运安置工作。回想一个多月前的“新发地一夜”，田涛说，“就像一块大石头落地了。”

对话

“疫情防控最需担当，良知很重要”

对话人：田涛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检疫检测工作组副组长

北青报：疫情防控工作中，北京市先后出台了很多政策，包括社区封闭式管理，入境进京人员实行集中隔离观察等，这些政策出台时一般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田涛：我们出台政策，要跟国家总基调保持一致，还要参考其他省市的情况，在出台过程中会反复征求专业部门的意见，大家会进行充分讨论，甚至是争论，达成共识。

每一项政策的情况都不一样，越到后期，政策的制定就越难。去年2月，社区开始实行封闭式管理，当时疫情严重，大家对这个新病毒认识不足，既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物理阻断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因此我们果断采取封闭的办法，群众相对比较理解和配合，政策执行起来也比较顺畅。

对入境进京人员进行集中隔离观察，这是在执行国家层面的政策，后来相继出现入境人员在结束14天集中观察后确诊并引发本土病例的情况，为确保首都防疫安全，北京对入境进京人员实施“14+7”健康管理措施基础上，增加7天居家或集中观察。我们考虑的是，国际上疫情形势严峻，外防输入压力很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旦出现问题，引起本地疫情反弹，后果很严重，到时候再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和封控隔离等工作，成本更高，所以要补上所有漏洞，防止小概率事件引起严重后果。

北青报：北京在短时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核酸检测，这是如何做到的？

田涛：新发地疫情暴发后，北京20多天就完成了超过千万人次的核酸检测，超过一半病例是通过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发现的，对于全市的防疫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及时进行核酸筛查，这些病例没被及时发现，可能还会造成疫情扩散传播，后果会非常严重。同时，我们结合核酸检测的实际需求，发现漏洞，改进措施，开发了核酸检测平台，速度和效率大大提升，现在的核酸检测能力，一天采样500万人次都没问题。后来河北省暴发疫情，我们还派出人员和设备提供支持。

北青报：疫情防控政策不可避免会对大家的生活造成影响，也有市民反映相关诉求，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田涛：我们对舆情非常关注，一方面，上级部门对于舆情会有批示，我们坚持“办理不过夜”的原则，当日事当日毕，处理完已经凌晨两三点是常有的事。此外，我们也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了解舆情，通过微博、抖音等，对于市民群众反映的问题、提出的诉求，主动发现，主动处理。

有的问题是反映个人遭遇，比如社区实行封闭管理自己回不了家等，我们都会及时核实，并迅速和相关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加以解决。有的舆情是反映政策执行的，比如反映一些社会名人没有执行隔离观察政策，这些问题聚焦政策执行的公平性，我们也会立即核实处置。总之就是，个性问题个别解决，共性问题我们及时整改优化。

北青报：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一年多，有何感触？

田涛：感悟最深的就是，担当是最重要的，有的问题可能并没有明确的责任人，不能机械地分清界限，遇到问题需要拍板，需要决策，说到底都需要担当；执行力也很关键，就像我们一夜完成新发地人员转运工作一样，疫情不等人，处置必须及时，说了就要立刻执行；要主动思考，主动学习，敢于创新，才能在遇到问题而且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找到最优的解决方案；疫情防控对大家的综合素质提出很高要求，要完成这些工作，需要很强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对于党员干部来说，良知很重要，遇到问题，要从良知出发，要考虑到对群众的影响，如果没有良知，考虑问题，包括提出的解决方法，就会生硬。

本版文/本报记者 蒋若静 李泽伟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