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就业入手，就业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重要是社会问题，要从就业状态去推动就业质量的提升，就是从就业的充分行、就业的稳定性、就业的平等性这方面入手，来提升就业的质量，才能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形成有效的循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9月5日在由《财经》、《财经智库》、北京资产管理协会主办的“2020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如此表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

怎么样实现供给创造需求、需求拉动供给呢？刘尚希认为连接点就是在就业，这个就业包括固定就业和自我就业。自我就业包括的范围其实是相当大的，比如灵活就业像工商个体户、创办小微型企业。

刘尚希指出，“就业”是一种状态，我们过去在经济学里讨论就业，实际只讨论就业的数量，说充分就业，在宏观经济学里是谈了很多的。其实，除了就业是不是充分，其实还要考虑就业是不是稳定、就业是不是平等，这些维度构成了对就业的一种状态。

在提及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时，刘尚希表示，农民工作为生产要素可以流动，但是作为人口，家庭的迁徙还是面临着层层障碍，从公共服务的提供来看，两亿农民工很难享受同城待遇。“他们在公共服务享受上会受到很多限制，导致他们人力资本的积累出现了群体性的不平等，这种群体性的不平等，宏观上来说就会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拉大，则社会总需求就会缩小，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循环就会出现严重的障碍”。刘尚希说。

人民币汇率升值是阶段性的还是会形成趋势？刘尚希认为，长期来看经济发展大家都是充满信心的，长期来看人民币是会升值的，但是短期内可能有升有降，是波动的。

以下为发言实录：

刘尚希：非常高兴参加“财富论坛”。刚才听了几位专家的发言收获很大，在这个环境我简单的谈点看法。

我发言的题目是“实施就业驱动的内需扩大战略”。

我记得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供给创造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相互推动的循环。怎么样实现供给创造需求、需求拉动供给呢？这个连接点在哪个地方呢？我觉得连接点就是在就业。这个就业包括固定就业、包括自我就业，自我就业包括的范围其实是相当大的，比如灵活就业像工商个体户、创办小微型企业。

在我们国家，现在自我就业像工商个体户、微型企业占到我国家城镇就业的一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讲就业的问题不能只是看固定就业，就是说去找工作而是更多的看到大量的自我就业，也就是自己顾自己这种就业形态。尤其在互联网、数字经济这个背景下，这种灵活的就业形态越来越多了，就是自我就业的，像在网上销售有的成了网红了，有的通过数字平台去兼职或者成为灵活就业者，比如说网约车，在网约车领域现在滴滴平台上拥有差不多1000万私家车，在这个平台上就业创造收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业实际决定了收入，收入决定了需求，所以我们这个内需能不能起来看收入怎么样，收入怎么样看就业怎么样，所以从需求角度来说就业很关键。同时就业，尤其像自我就业，又是供给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说工商个体户、微型企业，提供大量的服务，还有城市执照，中固定就业其实其实也是作为一个生产要素纳入到工业当中，劳动者的素质、劳动技能也决定了这个企业我们的制造能不能升级。所以我们供给的质量取决于这个就业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业一边连着需求、一边连着供给，供给能不能质量提升、需求能不能扩大就取决于就业。

就业是一种状态，我们过去在经济学里讨论就业，实际只讨论就业的数量，说充分就业，在宏观经济学里是谈了很多的。其实就业除了就业是不是充分，其实还要考虑就业是不是稳定、就业是不是平等，这些维度构成了对就业的一种状态。所以在十多年前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就业状态”，我说就业是否充分、就业是否稳定、就业是否平等来判断就业状态。就业状态好转，说明就业的质量就会提高，如果就业状态恶化，说明就业质量下降，对供给和需求都会构成双重的打击。比如自我就业，工商个体户、小微企业，这些小，脆弱性很大，同时又是民营，在我们现有的营商环境当中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障碍、存在各种隐性的歧视，在财税政策上面很多支持，但是要获得这些优惠政策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融资上也有很多的障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固定就业也好、自我就业也好，其实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有各种障碍，比如还有社会身份的问题，本地人、外地人、城市人、农民工、体制内、体制外，这些都会影响就业的状态，因为就业这种不平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供给、影响需求。

还有城镇化的进程，我们更多的是土地城镇化，人的城镇化是不充分的，所以导致大概2亿多农民工处于一种漂移的状态，这2亿多人处于漂移状态意味着他们的就业是不稳定的，可能今天在这个岗位、明天再那个岗位，今年在这个城市、明年就到了另一个城市，这种情况下他很难在一个岗位、一个地方稳定下来，他的劳动技能就不能得到积累，他的收入水平也不能提高。对企业来说也会出现不停的招工、不停的培训，企业成本也增大了。所以在城镇化，主要是人的城镇化，现在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存在很多社会障碍的情况下我们经济成本自然会提高的。农民工作为生产要素可以流动，但是人口作为家庭的迁徙还是层层障碍，所以我们在城市化的统计里，包括了流动这部分2亿多农民工，但是户籍来看、公共服务的提供来看，这些人很难享受同城待遇，就是同个城市很难享受同一个待遇，他们在公共服务享受上又会受到很多限制，导致他们人力资本的积累出现了群体性的不平等，这种群体性的不平等宏观上来说就会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总需求就会缩小，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循环就会出现严重的障碍。

所以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就业入手，就业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重要是社会问题，要从就业状态去推动就业质量的提升，就是从就业的充分行、就业的稳定性、就业的平等性这方面入手，来提升就业的质量，才能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形成有效的循环，才能有利于我们国家真正加入到国际的供给与需求的大循环之中，提升我们国家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提升我们国家自我发展的能力。

谢谢！

主持人（姚余栋）：主要央行都采取了无限量的宽松政策，像美联储、欧央行、日本央行、英格兰银行，有人说是MMT，就是应对这个事情跟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时候主要央行推出来MMT某种意义上是洪水滔天、货币狂潮，你们主要看主要央行，不包括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在这方面是坚定淡定从容也矜持。这个政策怎么看待？

刘尚希：全球来看货币大放水，实际货币大放水这个概念来自于“货币数量论”，如果不从货币数量论角度来说，恐怕就不能得出货币大放水，因为货币的超发概念也是来自于货币数量论，就是说货币多了以后太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就引起通货膨胀，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是超发，超发是相对于通货膨胀来说的。现在出现一种新的现象，消费物价指数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放了这么多货币物价有的地方不但没有上涨、还在下降、还在通缩。货币说转移了，转移到资产上去了，所以导致资产价格上涨。但是消费价格和资产价格怎么去理解呢？是不是一个概念呢？我们以前经济学讲的物价指的是消费物价，资产价格也可以说是一种价格，但是追逐的是货币增值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恐怕跟消费物价是不能简单划等号的。这个上面就涉及到对货币的定义，什么是货币？说来就非常复杂了，非常基础性的问题，货币发行、货币投放意味着什么？其实货币发行同时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从金属货币到了现金货币是一种铸币税，就是国家创造的一种收益，每年经济社会发展、每年都要增发一点货币，增发的货币就是对应新创造的这些财富的增量，对应新财富增量的这一部分发现的货币实际上就是成为了铸币税，这部分铸币税怎么去使用？这就成为一个问题，过去在货币银行学的体系里去讨论，我觉得应当要纳入到整个国家层面上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现在对这个问题在理论界是忽视的，几乎没有人去研究这个铸币税，我觉得铸币税既然是国家享用了，应该是通过信贷的渠道给有钱的人、还是通过财政的渠道给相对来说钱少的人，财政会进入两种机制，金融的机制就是谁有钱我给谁钱、谁钱多我给谁钱越多，财政的机制应该说谁没有钱我给谁钱、谁钱少我就给谁钱，这是两种机制。

主持人（姚余栋）：第二个问题，境外是货币狂潮，主要央行无节制打破底线，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银行坚守了稳健的货币政策，我们的货币特殊时期现在逐渐在退出，人民币汇率会不会升值？那边的汇率超发，这边我们的货币整个杠杆率控制逐渐要坚持稳健、坚守，人民币汇率升值是个阶段性的还是会形成趋势？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是又迎来了一个好的时机？

刘尚希：一个国家的货币是不是坚挺、是不是升值，可以从运行的过程来说，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可能在一个时期贬值、一个时期升值，但是从长期趋势来看，应当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实力与经济发展趋势，如果你的经济发展趋势良好，国家的综合实力在不断的增强，大家对这个货币就有信心，你的货币从长期来看是一种升值的趋势。如果反过来的话，你这种货币就会贬值，如果说经济发展不前了，甚至落入到发展的陷阱之中，这个货币很显然一直是贬下去的。所以这个世界各国汇率的变化，我觉得还是要看整个世界的重心是变化的，看世界经济的地图怎么变化、怎么调整，跟这个是关注在一起的，所以既要看短期、也要看长期，不能把短期的趋势视同为长期的趋势，我觉得那样会判断失误。

主持人（姚余栋）：到底是升还是贬？

刘尚希：长期来看经济发展大家都是充满信心的，长期来看人民币是会升值的，但是短期内可能有升有降，是波动的。

主持人（姚余栋）：请六位嘉宾、六位我心目中的大牌经济学家用一句话总结自己的观点。

刘尚希：现在大的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因为我们的认识框架需要调整，因为现在疫情像社会危机又可以说人与自然关系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不是短暂的，不是我们这场危机过去以后就能回到原有的状态，我觉得是回不去的。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一些理论可能带给我们的一些认识、得出的一些结论都需要重新去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