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石期货上市前，现货市场并没有明确的现货价格参考基准，国内钢厂和贸易商都是被动接受国外机构发布的美元指数价格。铁矿石期货上市后，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已逐步成为铁矿石美元和人民币现货每日成交的重要参考基准，成为全球铁矿石金融衍生品的风向标。

除了传统的套期保值功能外，近年来，随着国际化的横空出世、基差交易平台的推出，进一步丰富了铁矿石期货服务实体企业的途径。今年5月，宝武钢铁集团下属宝钢股份（下称宝钢）与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完成了首单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的人民币跨境结算，总金额逾1亿元。至此，宝钢股份与三大矿山企业都达成了人民币跨境结算协议。

忆往昔，曾经的“定价权之痛”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2019年中国粗钢产量已达9.96亿吨，占全球产量的53.3%。中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2004年国内进口铁矿石达2.08亿吨，进口依存度首次上升到50%以上。2015年国内铁矿石进口量达9.53亿吨，进口依存度首次突破80%，达到83.57%。一直到2019年年底，进口依存度始终维持在80%以上。

全球优质铁矿石资源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和非洲地区。进口资源主要来自巴西淡水河谷、英国力拓、澳大利亚必和必拓、澳大利亚FMG四大公司。2019年，四大矿商的铁矿石产量合计占全球产量的近一半，由于矿品高、开采难度低、开采设备先进，四大矿商生产成本优势明显。据澳大利亚矿业咨询机构AME统计，2019年全球成本最低的前10位矿山均隶属于这四大矿商，这10座铁矿山的矿石生产成本均低于20美元/吨。其中，淡水河谷S11D矿山的生产成本甚至低于10美元/吨，FMG公司1.6亿吨铁矿石的平均FOB成本也只有18.6美元/吨。

来自印度、南非、加拿大等地的非主流矿由于来源地分散，供应不稳定，矿石品位和成分杂乱，成本优势不明显。近年来进口量不增反减，年度进口量也从前些年的2.4亿吨左右下降到了目前的不到1.8亿吨，进口占比也从35%下降到了15%左右。

“中国自身铁矿石资源虽然储量较大，但总体品位较低，矿石加工费用较高。由于近年来国内环保要求提升，因此开采成本有所增加。”南京钢铁证券部主任蔡拥政告诉期货日报记者，2019年中国铁矿石原矿产量为8.44亿吨，按照选矿比3.13计算，2019年国产成品矿产量约为2.7亿吨。

“市场预计，2020—2025年国内粗钢产量仍将在8亿—10亿吨。按铁钢比测算，预计未来5年生铁产量在7亿—8亿吨，年度需要铁矿石11亿—13亿吨。考虑到国产矿产量及废钢等因素的影响，预计年度需要进口铁矿石9亿—10.5亿吨。”蔡拥政分析说。

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但在定价权上，中国并没有话语权。

初期（20世纪60年代之前），铁矿石海运贸易极少，随着经济发展，日本钢铁行业崛起，但本国又缺少铁矿石资源。于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签订长期合同，日本出资金开发矿山，澳大利亚将开采的铁矿石出口日本，既保证了澳洲矿山项目的资金，又保障了日本对铁矿石的需求，达成双赢的局面。

日本钢企注重和矿山的长期合作，长期定价机制也逐步成熟，慢慢演变成了长协定价机制。由矿山和代表性钢企谈判，确定年度基准价，其余各谈判方接受，长协价为“离岸价、同涨幅”。后来，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导致的海运费差异，最终产生了亚洲价格和欧洲价格。

“传统的年度长协定价机制欠缺灵活性，忽略了年内现货市场的变化，一旦市场价格偏离基准价格，违约就屡有发生。”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策划部期货运营室负责人赵心瑞说，21世纪以来，基建行业高速增长，国内铁矿石资源有限且品质较低，铁矿石进口需求日渐扩大，从2003年起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也是从这时中国钢企决定加入到全球铁矿石价格的谈判中去。

2003年年底，在中国钢铁协会和国内主要钢铁企业的推举下，宝钢成为中国钢铁企业的谈判代表，首次正式参与国际铁矿石价格的谈判。不过，当年宝钢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而是新日铁主导了2004年的铁矿石谈判，率先与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公司达成了18.6%涨幅的首发价格。

2005年2月22日，新日铁分别与淡水河谷及必和必拓敲定了71.5%的涨幅，这是谈判历史上涨价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必和必拓要求补偿运费差价，宝钢成功说服其放弃。

2006年的铁矿石价格谈判异常艰难，历经7个多月，最终巴西淡水河谷与德国蒂森克虏伯敲定19%的涨幅，高于市场预期。宝钢认为，此价格没有考虑到中国因素，要求继续谈判，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未果，只能接受。

2007年，宝钢与淡水河谷谈判，以涨价9.55%获得“首发价”，这是中国钢铁企业首次确定国家铁矿石价格，但还是未能抑制价格上涨的趋势。

赵心瑞总结说：“纵观中国参加谈判的历程，由于中国国内钢铁企业集中度低，生产能力参差不齐，未能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不能对三大矿山产生足够的影响，反而形成对生产方的依赖，在谈判中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2008年，新日铁与淡水河谷达成两种铁矿石基准价格的协议。其中，南部铁精粉涨65%，卡拉加斯粉矿涨71%。同时，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对亚洲钢厂出售铁矿石时征收海运费，用到岸价（CIF）取代了离岸价（FOB），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同品种、同涨幅”和“离岸价”的原则被打破。

2009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铁矿石谈判依旧不顺利。日韩钢厂与三大矿山确认了“首发价”后，中国没有执行“跟风”的规则，不承认日韩接受的33%的跌幅，并与三大矿山之外的FMG达成了价格略低的协议。“中国钢企大多仍然按照日韩协议价购买长协矿，但长协执行比例大幅下降，有一部分资源不得不以现货价购买，铁矿石长协谈判就此破裂。”赵心瑞介绍说。

据悉，从2010年起，三大矿山开始通过指数定价的方式，对每个季度或每个月的铁矿石价格进行调整，所使用的指数主要参考现货市场的价格走势。国际上已有不少机构推出了铁矿石价格指数，包括TSI指数、普氏指数、金属导报MBIO指数等。尤其是普氏指数，纷纷被矿业巨头引用，成为主流定价标准。后期，普氏指数收购了在铁矿石套期保值业务上领先于其他同类服务商的TSI指数，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

铁矿石指数定价后又进一步金融化，海外非产业机构介入这一体系，庞大的指数及对冲基金也将铁矿石当成仅次于原油的第二大投资配置品种。铁矿石的价格被虚拟化和金融化，它反映的将不是简单的供求价值规模和上下游利润分配体系，海外掉期铁矿石交易部分阶段信息不对称，甚至成为财富分配和转移的工具。

相比长协定价机制和普氏指数定价，铁矿石期货更加公正、透明。2013年10月18日，中国版铁矿石期货合约在大商所正式挂牌交易。2018年5月4日，大商所铁矿石期货正式实施引入境外交易者业务，成为我国首次已上市期货品种的对外开放，人民币铁矿石由此走向国际化，也为期货市场已有品种的国际化探索经验。

作为钢铁行业的老人，在与记者的交谈中，蔡拥政还清晰记得十多年前“商谈”长协矿谈判机制破裂的局面，所有的“商谈”和“切磋”，潜藏在其中的，不止是商战中一城一池的得失，还有全球商业话语权，及其对决心态的轮转与涅磐。

看今朝，基差点价逐渐成为主流

当前，铁矿石主流长协还是以普氏指数定价为主，港口现货有普氏指数为基准的美元点价和人民币一口价两种。这两年，部分钢厂也在和矿山或铁矿石贸易商尝试进行以大商所铁矿石期货为基准的点价基差贸易。未来，铁矿石定价基准将多样化。尽管短期以大商所铁矿石期货为基准的点价基差贸易还在起步拓展阶段，但点价基差贸易有自身风险管理的特点和优势，又是国际大宗商品主流定价模式，后期随着钢厂和贸易商的熟悉和了解，应该会逐步深入铁矿石贸易定价中。

据了解，当前，钢企采购铁矿石也常用基差点价的贸易方式。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嘉吉）中国战略客户部总经理王强告诉期货日报记者，基差贸易与传统贸易相比，当实体企业面对其自身的风险管理问题时，一些工具只能从大方向上帮助其解决套保问题，无法与其实际的货物流进行匹配。然而，基差既能发挥灵活的价格管理能力，又具备无缝对接的特点，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

事实上，基差贸易相对于传统贸易来说，其最大的优点是，可以让经营者在货源的安排和价格的锁定上分别进行决策。

经营者可以根据生产需要，提前预定所有生产资料的货源，然后再根据交易观点灵活地择时点价。当下游想锁定月均价时，则按照月均结算；当对市场价格看涨时，可以提前挂单锁定低成本；当对市场价格看跌时，先使用锁定的货源，等行情跌至目标点位时，再挂单点开成固定价。

今年以来，受疫情的影响，铁矿石价格波动较大。面对这种情况，基差贸易的需求与往年相比有什么变化呢？

河钢集团期货部的相关人士表示，今年以来，铁矿石基差贸易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市场上基差贸易的规模也在稳步提高。河钢集团在利用期货市场管理风险，特别是开展铁矿石基差贸易业务方面已走在国内钢铁企业的前列。

河钢集团的基差贸易业务与传统的采购销售模式相融合，相辅相成，作为大商所基差交易平台的A级交易商，基差交易业务也在稳步提升，原材料基差定价的采购使得采购价格波动大大降低。对下游客户采用基差定价贸易方式销售，不仅扩大了对外销售的贸易量，而且为客户采用基差贸易方式管理采购价格风险提供了机会，达到双赢的目的。

今年以来，基差贸易的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整个市场的参与者由传统贸易商延伸到矿山、钢厂、投资客户等。就嘉吉来说，2020年1—5月的基差交易总量为170多万吨，与去年同期比较有50%的增长。

据悉，在基差领域，嘉吉与钢厂、贸易商、金融机构等不同类型的需求方都有合作。基差合约有不同的合同机制，部分基差合约也被称作点价合约，使用以大商所为标的物的点价合同是嘉吉目前主要运用的工具之一。嘉吉与钢铁企业合作时，钢铁企业可以使用点价合约作为长协采购的替代。另外，嘉吉还与贸易企业合作，这种情况下，贸易企业可以以点价合约作为交易工具，因为很多贸易商本身就以基差作为交易视角，所以基差合约可以直接帮助这些企业实现交易目的，而不需要在期货与现货两端同时进行操作，这也是基差合约在很多品种的现货交易中流行的原因。除了点价合约，嘉吉还有基差期权业务，因为基差的波动性小于标的物本身的波动性，所以可以在基差的基础上做期权，帮助金融机构或投资者表达更加复杂、精准的交易观点，帮助贸易商实现头寸套保。

记者了解到，今年3月下旬，首矿大昌金属（六安钢厂）（下称首大矿业）要提前准备五一节前的生产原料。于3月26日以-78元/吨作为铁矿石的期现基差，向嘉吉采购了5万吨将于4月底在连云港交货的金布巴粉。进入4月，钢厂担心铁矿石期货2005合约将相对走强，于是向嘉吉申请把基差由2005合约计价迁仓至2009合约。经协商，约定按照5—9合约价差的市价移仓，并据此签订了补充协议。最后，首大矿业根据生产节奏分别在4月24日、26日、27日挂单，锁定了采购成本。

“在这笔基差交易中，首大矿业首先提前安排了货源，然后再根据自身的生产节奏，择时锁价。让钢厂在安排货源和成本锁定时分开操作，更灵活可控。”王强表示，基差交易为钢铁企业在经营和管理中提供了新的视角，钢铁企业通过有效利用基差工具可以更好地布局货源，组织生产安排。以点价合约为例，开展基差贸易后，钢铁企业能获得的优势，包括可以规避汇率变动相关的风险，因为大商所点价合约采取人民币作为计价依据，符合大多数钢厂的销售计价依据，所以能规避汇率风险；可以规避到港时间的不确定性，因为点价合约通常是以港口现货作为标的物，所以购销双方对交货时间的约定比较有保障，钢厂可以据此确定使用节奏；可以规避进口利润变动的风险，尤其是在铁矿石进口亏损的情况下；可以帮助企业锁定矿种的品种溢价。

前些年，受国外矿的掣肘，国内钢企苦不堪言。现如今，国内港口铁矿石人民币现货市场的成交量也十分巨大，参与主体也较美元市场更多样。

“随着国内铁矿石需求不断增长，以及铁矿石人民币贸易市场不断扩大，传统普氏指数定价的局限性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对于未来，中国作为全球铁矿石的最大买方，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结算方式，更能够满足铁矿石各参与方的真正诉求。”国泰君安期货铁矿石研究员马亮说。

望未来，买方定价时代即将来临

如今，推动人民币结算定价后，宝武钢铁集团是国内首家与全球三大铁矿石供应商之间，实现铁矿石交易人民币跨境结算的钢企。

蔡拥政表示，用人民币结算定价，有利于缓解钢铁行业进出口贸易汇率波动风险的管控和外汇收支平衡问题。多数钢厂在进出口贸易中，铁矿石采购外汇支出远大于钢材出口结汇收入，外汇收支时常处于不平衡状态，迫使钢厂在外汇波动管控和保持外汇收支平衡方面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及风险管理成本。然而，铁矿石进口采用人民币跨境结算的方式，有利于缓解此类矛盾。

铁矿石逐步采用人民币结算定价，矿山方面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受疫情影响，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背景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当然，最终形成趋势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里面有一个钢厂熟悉和摸索的过程，尤其是多数钢厂衍生品应用还缺乏专业的团队和体系架构，但总体来看，是对钢厂、矿山和贸易商互为有利的事，后期推动的难度不大，只是需要一个逐步总结推进的过程。

据悉，铁矿石期货交投活跃，2019年，大商所铁矿石、焦炭和焦煤期货的日均成交分别为122万手、23万手和9.4万手，折合现货分别为1.22亿吨、2300万吨和562万吨；法人持仓占比均接近50%。在可统计范围内，目前有100多家钢厂、1300多家贸易商和一些矿山参与其中，市场参与者众多，成交活跃。铁矿石期货采取人民币计价结算和实物交割方式，期现市场衔接紧密，期货价格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期现价格相关性超过0.9，为企业进行套期保值操作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为推广铁矿石用期货定价、人民币计价，大商所从2017年就开始推动铁矿石等品种的“基差贸易”试点项目。至2019年，累计有23家煤焦钢企业参与15个铁矿石试点项目，贸易量超过150万吨。2019年9月，大商所还推出了基差交易平台，进一步服务和支持钢铁等行业企业用期货定价。截至2020年5月底，该平台上的铁矿石基差交易业务成交85笔，成交金额约10.03亿元。

期货日报记者了解到，铁矿石也是黑色商品中首个国际化的交易品种，大商所又积极推出便于买卖双方撮合及报价交易的基差贸易平台，这是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不但吸引全球客户参与，市场规模将会更大，而且境内外产业客户和投资者在同一个平台交易，从而推动形成更公开透明、具有全球代表性的贸易定价基准。长远来看，有助于行业企业发挥避险功能，提高避险效率。

与此同时，引入境外投资者，增强了铁矿石期货价格的影响力，并最终影响贸易定价，同时虽以美元作为保证金，但计价和清算以人民币计价，也再次助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随着大商所铁矿石现金结算合约的推出，铁矿石计价中会有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指数或标的出现，国内企业在铁矿石定价权中会有更大的话语权。

对于多数全球主要大宗商品，中国都是其最大的买方，是全球最大的需求方。以铁矿石为例，中国一年进口铁矿石就超过10亿吨，占全球铁矿石贸易市场份额的75%。我国庞大的现货需求为衍生品市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同时，我国也有着越发成熟的相关大宗商品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如铁矿石期货自上市以来便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衍生品市场。此外，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在国际定价和结算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国内的衍生品市场也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铁矿石国际化的推出也为国际资本进一步参与铁矿石期货提供了便利。

多年的平稳运行使得铁矿石期货制度越发完善，市场各方参与者的认可度也不断提高，利用铁矿石期货进行套期保值、基差交易的实体企业不断增多，大商所铁矿石期货参照国际主流成熟大宗商品的成功经验，已经成为现货市场报价的重要参考基准，良好地发挥了规避风险和发现价格的功能。

随着产融结合不断深入，期货定价将是未来大宗商品市场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