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道路似乎越走越难，而一个崛起中的中国正在不断赶上。中国到底会不会超越美国？何时能超越美国？成为萦绕在很多人心头的疑问。

笔者认为，从经济增速、增长原动力、人才和创新等方面来看，中国在20年内必将全面超越美国。

目标一：

经济体量达美国2倍

为什么要定在20年？

首先从经济体量开始算，按照官方汇率折算，中国的GDP（美元计算）现在是美国的70%不到，但官方汇率肯定是低估了中国的经济体量，这一点是毫无疑问。另外一种算法就是购买力平价（PPP），这个数字世行和IMF的稍微有点区别，但按照这两个购买力平价数据计算的中国GDP都已经在2015年与美国持平了。

中国每一年的增长率都比美国要快，而美国经济危机以后的长期增长率很可能在3%以下。如果以世行2014年底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和美国打平为基准，再往前看，只要中国的平均年增长率是美国的两倍或更高（也就是说中国年增长率是6%或更高，而美国年增长率在3%或者更低）的话，到2035年中国的经济体量，按照PPP计算，就是美国的2倍了。

不过，经济总量以平价购买力计算也存在争议，有人说可能高估了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会高估呢？比如实际通胀率以及某些行业的成本被低估等。

在笔者看来，即使现在中国经济总量还不如美国，两者之间的差距应该也是非常小的。总而言之，20年内中国经济体量是美国的2倍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目标二：

人均GDP相对美国翻番

当然经济体量只是一个方面，其他比如人均GDP。

目前如果按照官方汇率，中国的人均GDP还比较低，为8000美元，美国人均GDP是5.5万美元，差距还很大。如果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大概是14000美元，全球排名在79到85位，应该说刚刚跨入中等收入国家，按此计算中国的人均GDP大概是美国的1/4（PPP计算方法以美元为基准，所以美国的PPP值不变）。从20年的跨度来看，如果中国的人均GDP相对美国翻一番，也就是说20年后中国的人均达到美国的一半，而中国的总量至少是美国的2倍，如果能到这样的人均水平，中国绝对就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了。

再以韩国为例子，1950年韩国的人均GDP是非洲水平，也就是处在世界最穷国家之列，60年过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韩国的人均GDP已经和法国一样了，它用60年从最穷国家跨入到最富国家的行列。这也应该是我们中国下一步发展的目标：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跨入世界富裕国家之林。

我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1980年，GDP不到美国的10%，花了不到35年现在已经跟美国一样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的经济发展奇迹。如果再花20年我国的经济体量是美国的2倍、人均是它的一半，这将同样是非常伟大的20年。

目标三：

挖掘内需原动力促增长

那么，中国是否会有重蹈日本“逝去20年”（1985年，美、日、德、英、法签署“广场协议”启动了日本经济的由盛转衰，不断升值的日元、大量的热钱和有利的杠杆投资机会带来空前的资产泡沫，随后采取的紧缩性措施使经济泡沫破灭）覆辙的可能？

笔者认为，我们跟日本不一样，我们增长的原动力来自于内需，具体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亿万中国老百姓要过上更富裕更好的日子。

改革开放30年完成的伟大业绩就是让3亿到6亿人脱贫，接下来的30年如果这中间很多人的人均收入再翻番，我们就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企业、服务只要是满足这几亿人消费方面的需求，中国的经济就可以持续高增长，这个就是所谓的内需拉动的发展。

在这一点上，我国相对印度、俄罗斯等其他新兴经济体也是有优势的：印度的制造业规模很小，因为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构架没搭起来，而俄罗斯的经济非常单一，连很多日常用品也必须依靠进口。我国有非常完整的制造业，也有足够多的服务业，而且发展得非常快。

自从英国脱欧以后，尤其现在特朗普即将上台，美国以及整个发达世界对我国的出口是不利的。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今后三五年的贸易环境可能不会那么好。但这也是个机会，让我们的经济更快转型成为内需，尤其消费、服务业和科技拉动。短期内出口虽然还很重要，但我们已经不依赖出口拉动增长了。

反观美国，已经老大自居多年，所谓大美国主义的经济含义就是美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别国照搬其经验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它内生的创新动力可能是有限的。而中国仍然处于高速发展和变化之中，可以借鉴美国和别的很多国家的经验，最终可以追上并且赶超。

目标四：

完善人才政策吸引回流

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笔者认为有两方面是很重要的：一是资源的配置；二是如何把人的资源用好。

从资源调配来看，我国的机制肯定是有优于美国方面的。美国现行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不作为，两党均衡而政党可以被持极端意见的官员绑架，导致政府什么也做不了。几年前美国政府由于无法达成债务水平的协议就关门了，导致全世界的债务以及金融市场陷入混乱和僵局。

反观我国，很多时候以政府为核心可以统筹和调动资源去做一些事，比如说高铁、航天、基础建设、基础到高等教育等，这些都是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和民生的。

从人的资源利用来看，衡量一个制度好坏的关键是能否把最合适的人选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人才与岗位匹配好了，需要合理的激励机制，同时也要有监督机制。如果这些都做好了，这就是个好制度。如此看来，我们已走了跟美国不一样的路。

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必须要靠创新和人才。笔者认为，在这方面我国也可以全面赶超美国。

目前，我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资量很大，这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人才政策也很重要。美国现在一流大学读理工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中，应该2/3或者更多的学生不是生在美国的，很多是中国学生。笔者认为，中国其实不用去挖空心思抢外国人才，只要给从中国出去的能人创造好的条件，吸引他们回国。

实际上，中国如果能把生活条件，包括医疗、教育、空气质量等再进一步提升，相信回来的人会更多。不但是中国人，外国人也会来的，现在美国好多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学中文的很多，因为他们看到中国有机会。只要生活环境有保障，中国有机会，人才就会回来。

（作者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钱军，本文由本报记者赵怡雯根据其关于“中国能否在20年内全面赶超美国”这一话题的公开辩论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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