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今天看到一篇很好的文章，推荐大家读读。这篇文章出自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平安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钟伟先生之手。文章中论述了“中国经济转型中切勿轻犯的十大错误”，很好！之所以说它好，是因为文章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经济学思想”，从问题的两个方面阐释了中国经济不能极左、也不能极右的道理。我认为，这恰恰是我们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不很具备的分析能力，而往往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极致性地挖掘证据，甚至不顾客观事实。

　　2、这篇文章许多地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钟伟指出，“不要陷入经济全球化有助于弱化甚至消除冲突的幻觉”。不少学者认为，中美之间已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程度。“这种认知可能值得怀疑”。迄今为止，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能证实全球化和经贸交往有助于弱化持续的安全竞争。的确，用经济合作取代政治冲突，以为出让利益就可以维持和平这是幻觉。但是不是可以因此而任其失控？当然不是，实际上，强化互信才是王道，但这是双方的事情，一厢情愿没用。如何处置，恐怕需要两手准备。

　　3、在谈到经济发展的问题时，钟伟认为，经济新常态难以避免，但切勿低估维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意义。不唯GDP论也好、L型增长也好、经济新常态也好、供给侧改革也好，都极其重要。但只有中国经济确实保持了稳定的中高速增长的现实和预期，才是凝聚信心的关键。脱离了政府财力的增长、企业盈利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要激发和凝聚信心必然事倍功半。这个提法我严重同意，“发展是硬道理”。为什么是硬道理？因为，国民信心、企业信心是决定经济良性循环的基石。

　　4、这方面的问题，我想多说几句。我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调整、提高经济质量、供给侧结构改革并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刻意将其对立起来。比如有人提出，要经济有质量的提高，就需要容忍经济增速的降低。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实际充满“只要质量好，可以任由经济减速”的韵味；或者说，可以不管速度，只要关注质量即可。为什么我不同意？因为在我看，经济没完没了的下行，甚至可能出现失速或衰退，这是最坏的经济质量，是世界各国政府都无法容忍的坏事，但为什么到我们这里就变成可以无所谓的事情？我很担心，这样的观点变成政府自我安慰的行动，那中国经济可就惨了。

　　5、在谈到收入分配的问题时，钟伟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否定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他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切勿低估收入分配的重要性”。他告诉我们：经济学家之间有一个冷笑话，即如果一个学者特别关注收入分配问题，那么他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家。这也许折射出新自由主义范式下，经济学界对收入分配问题的有意回避。全球正在享用忽视收入分配的苦涩之果。6、在钟伟看来，收入分配恶化是包括次贷危机在内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刻根源。次贷危机至今，人们对危机的反思大致停留在以金融因素解释经济危机，从金融技术因素给出了绝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的深奥莫测的危机根源。但是，如果从马克思主义框架来分析，经济危机是膨胀的生产力对于劳工阶层微薄收入的相对过剩，是庞大的金融资本对于创新和盈利能力脆弱的实业资本的相对过剩。也就是各种经济危机看起来表象不同，但本质都在于政治精英对收入分配恶化的漠视。结果金融逼迫实业、实业逼迫劳工、劳工逼迫政府、政府逼迫货币，潮水般汹涌的货币反过来逼迫了一切。7、钟伟举例说：美国收入分配可能是1985年以来最糟糕的，大多数州的工会试图逼迫政府将小时最低工资线提升到10美元。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桑德斯所言，当一个工人每周辛苦工作40小时却仍觉得生活艰辛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就真的出了问题。中产阶级的萎缩和低收入群体的庞大引发的愤怒和焦虑，可以用来解释英国脱欧现象和特朗普现象。8、收入分配恶化是中国陷入新常态的重要诱因。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激发了人们追求财富的热情。时至今日，面对中国10万亿美元的GDP蛋糕，中国似乎渐渐形成了收入分配恶化状况趋于凝固的四个新特征。特征一是权贵阶层的固化和社会阶层纵向流动的渐衰。这些权贵阶层既有权二代也有富二代，隐隐带有皮凯蒂所描述的“承袭制”特点。

　　9、总之，钟伟论述了很多的情况，这些问题都与中国经济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这这里我再次特别推荐，希望大家认真读读，相互启发而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原理，看清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