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缺乏思辨能力

　　1、中国的历史最讲求“辩证思维”，无论是中庸，还是中医诊病，或是我们曾经长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奉，但在中国在经济领域，辩证思维能力已如昨日黄花。曾经和一位经济大家聊天，他说他最反对辩证法，辩证法简直就是“搅混水”的诡辩，而且他绝不相信中医，视中医为巫术。就是这个人，后来居然还担任了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或许，正是因为长期“经济绝对主义”，让我们的股票市场的分析师、投资者严重缺失正确的思辨能力，而使得极致化、教条化的认知占据绝对上风，这恐怕也是中国股市历来大起大落的关键因素之一。

　　2、实际上，真正的投资大家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信奉者。梁恒，“金融大鳄”索罗斯多年的助理。有一次和他聊天，我问：索罗斯先生平时读什么书？梁说：什么也不读，他最喜欢的事情是去各个国家和各式各样的人聊天，从中获取一些别人看来无关紧要的“重要信息”，当然也会读一些研究报告。我继续问：索罗斯先生的床头、书桌上就没有什么书籍？梁说：那倒也不是，索罗斯床头永远放着一套马克思的哲学著作。我恍然大悟，难怪许多人认为，索罗斯实际是个哲学家。实际上，索罗斯的“反射性理论”所表达的，其实就是市场变化过程中的“多空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

　　3、国人尽知的沃伦.巴菲特其实也是深得“辩证唯物主义精髓”的哲学大家。比如，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别人恐惧时我贪婪——这句脍炙投资界的名言，不恰恰是典型的辩证思维逻辑？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在人人恐慌的情况下，巴菲特开始贪婪。他静静地坐在办公室，把所有受灾金融机构在危机中全部暴露出来的、真实的财务报表拿来认真阅读，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唯物精神，最后他拒绝了所罗门兄弟、拒绝了美林，而单等高盛上门求援。高盛上门了，巴菲特开门见山：你需要多少？给我多少回报？50亿美元投资不到一分钟成交。

　　4、在整个危机过程中，巴菲特大手笔现金收购，从而为其投资者赚取了非常可观的利润。如此的英明源自哪里？当然是一贯地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指导投资。但那个时候，中国有几个人理解巴菲特？又一次做节目，就谈危机当中巴菲特的投资，过程中，一位中国投资界耳熟能详的人物断言：一生荣耀的巴菲特，这次很可能败走麦城。我听后笑笑说：巴菲特的投资对象你了解多少？巴菲特了解多少？哈哈哈哈，这就是差距，巨大的差异。而我们股票市场每天都在和这样的差异打交道。

　　5、不是吗？有多少分析师、牛人，误读“权威人士”的有多少？无视全貌，无视整体而断章取义、甚至断章取“词儿”地去解读。这样的事情少吗？比如，针对货币政策，周小川确实说过当下执行的是“稳健略偏宽松”，但有谁注意到“稳健是一个中性区域”的表述？有谁注意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关于“未来货币政策要为供给侧结构改革提供一个‘中性适度’货币环境”的提法？正因如此，那边权威人士一强调“让稳健货币政策真正稳健”、“不搞强刺激”、“去杠杆”，这边立即就是“货币政策大转变”，“收紧货币”、“宽松周期结束”等等等等——极致性的说法。

　　6、还有，一些人永远把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立起来，而且舆论场特别大。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中国经济的主流舆论已经被“偏执狂”、被“绝对思维”者、或者说“完全不具备辩证思维能力”的人控制。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舆论决定预期，预期不仅决定价格走向，同时也决定经济走向。所以，不要小瞧“说”，一句误读会让经济付出极大代价。比如，市场权威人士对中央权威人士的误读，已经导致上万亿元的股市市值蒸发，又一次挫伤投资者信心，这不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吗？

　　7、实际上，敌对势力非常懂得“量变到质变”，所以它们的耐心超乎寻常。一次一次“磨”，遇到机会就“功”，尽管表面上它们一次一次被击败，但早晚有一天量变导致质变。所以，防微杜渐是必须的，但很遗憾，我们这方面的功夫下得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