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天津的名义GDP为16538万亿，常住人口为1546.95万人，因此，2015年天津的人均GDP应该为10.69万元，折合美元为1.64万元(按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5，下同)，这已经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标准(12,616美元以上)。不仅如此，天津作为直辖市，这些年来它的人均GDP水平一直高于北京和上海，成为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人均GDP水平第一的行政区域。我感兴趣的是，当人均GDP水平超过高收入国家标准线之后，是否意味着居民是生活水平也达到高收入国家居民的类似水平，是否意味着该区域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关注人均GDP增长与收入不匹配现象

　　为何世界银行把人均国民收入(GNI)作为衡量一个收入水平高低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不是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等同于是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由于中国的GDP与GNP相差极小，故可以用人均GDP来替代GNP(或GNI)。或许人均GDP更容易获得和进行比较的缘故，但是，通过比较天津与其他直辖市和各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发现天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增长不匹配。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仅低于北京和上海，而且还低于浙江、江苏。

　　如2015年浙江城镇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为56.3%，上海51.3%，但天津只有31.9%，与前者竟然差20%左右。

　　天津作为人均GDP最高的大城市，为何人均可支配收入会远低于上海，甚至包括农村人口较多的浙江、江苏等省呢？是否居民收入水平被低估了？最近蚂蚁金融根据他们统计的居民网络消费数据，也发现了天津在网络消费的人均水平上明显低于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海南、福建、广东，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为前七个省市的消费权重较大)。

　　因为网络销售的数据可以通过支付宝等交易和结算数据来获得，相对真实可靠，统计简便，看来还得承认天津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的事实。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天津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呢？我觉得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可能与产业结构有关。天津的第三产业占比才52%，比全国平均水平只高两个百分点，而且还是2015年首次超过50%，而上海和北京都在70%左右的水平了。说明天津的服务业占比与其他城市相比还是偏低。

　　第二，与民营经济不发达有关，统计显示，2015年GDP的贡献比例中，民营经济只占47%，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这些年来国有企业整体利润水平下滑，出现负增长，这也会导致国企员工的总体收入水平难以提升。

　　第三，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传统产业占比估计较高，故也面临产能过剩或盈利增速下行的问题。尽管天津也有高新技术开发区、自由贸易区等，但目前看，对经济的贡献度不大，如天津的统计公报说，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365.25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只有2.8%，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公报中，高技术产业投资32598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5.9%。或许这两个指标的涵盖范围不同，但不改变结论。

　　事实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较低是普遍现象，不只是天津特例。因此，天津是可以作为一个较典型的案例，来说明全国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缺陷。

　　可支配收入占比过低导致消费不足

　　我们一直说中国需要结构调整或结构性改革，我觉得，中国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不是创新驱动不足，也不是产业结构问题，而是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过低，投资占比过大。如2015年全球各国的最终消费/GDP平均水平大约为70%左右，其中美国82.6%、日本77.5%，但中国只有51.6%。

　　一般的解释是由于中国的高储蓄率导致投资占比过高，消费占比过低。但是，国民储蓄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储蓄率高，居民储蓄率当然也是偏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养老及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体系不健全所致，此外，还有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了高储蓄假象。

　　消费不足更主要的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过低，如2014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为43.3%，但美国2014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为69.6%。彼此相差达26个百分点。为何差距会那么大呢？这可以从GDP的构成中找原因。

　　GDP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项是劳动者报酬，也就是全体劳动者的全部税前收入，包括工资、社保及其他福利，也包括个人所得税。第二项是生产税净额，即政府在生产过程中收取的税收，主要是增值税。第三项是固定资产折旧，即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资本。第四项是营业盈余，主要是企业的税前利润，包括企业所得税。从中可以发现，折旧、税收、社会和其他福利支出提高虽不会影响GDP总量，但会对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带来负面影响。

　　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最直接的影响是政府的税收和非税收入，其中税收的年均增速要大大快于GDP增速和居民可支配收入。非税收入中，中国的社会保险远高于美国，如美国企业的养老金缴费率不高，只有名义工资的6.4%。。中国企业在缴纳的“五险一金”中，企业需最低投入个人工资的35%，个人最低需缴纳个人工资的16%。如2015年天津用人单位和职工社保缴费基数最低和最高标准分别上调到2812元(涨11%)和14058元(涨10%)。这意味着，即便月工资不到2000元，企业和员工也得按照2812元的缴费基数下限缴纳社保。另外还要扣除住房公积金，比例各个城市不同，但天津、北京等较高。

　　那么，为何浙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要超出全国水平13个百分点呢？我们可以把可支配收入进行细分，根据统计局数据，2014年浙江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营性收入接近6000元，高居全国之首，是天津的两倍多。说明浙江的民营经济发达，财源广进，同时，也不排除存在避税和逃税现象。

　　从网上消费水平看，尽管浙江的人均GDP全国排名第五，但网销水平排第三；江苏人均GDP排第三，但网销水平排第四。此外，福建、海南的网销水平也明显超过它们的人均GDP水平。如果在将网络消费的产品进行细分，可以发现，天津在享受型网销的排名竟然在第12名，这充分说明，GDP的高增长和人均GDP步入高收入国家水平后，不意味着消费一定能升级。

　　由此看来，中国确实需要减税和降低五险一金的缴纳比重，否则的话，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就很难提高，消费对GDP的推动作用也十分有限。但可悲的是，尽管社会缴纳比例很高，但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却依然很大，这就是长期存在的所谓两难，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估计这些问题都绕不过去，如果不通过税制改革来推进，今后还会变为三难或四难。

　　靠投资稳增长后患递增

　　全球经济的普遍规律是，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也能得到相应提升。因此，中国也十分在意GDP的增长速度，而且，很少有国家把GDP增速作为发展目标的，中国是其中之一。这些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确实也略快于GDP增速，尽管总体跑输GDP，但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过低、消费对GDP的贡献过小，却是不争的事实。

　　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居民生活水平，GDP只是诸多经济数据中的一种体现。但如果把GDP这个数据当成了目标，那么，很多经济政策，就会围着这个目标转，就会想方设法去寻找可以提高GDP数据的捷径。其中，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是一条最具有操作和操控性的路径。

　　因此，我在作GDP三大构成的国别比较时，发现中国在2011-1014这四年间，资本形成(也就是通俗讲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7%、47%、48%、46%。与中国该指标相同或超过中国的，只有四个国家：赤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和不丹。印度2014年的水平为32%，美国19%、德国19%，日本21%，韩国29%、中国香港24%、俄罗斯20%，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22%，中国的资本形成占比要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

　　2015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6.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8%，占GDP比重达到83%，如果按名义GDP增速7%、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0%这一假设演绎下去，那么，到2021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就超过GDP总额了。因此，这种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一定会带来债务的不断上升和产能过剩，是持续不下去的，实际上也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仍以天津为例。2015年天津的人均GDP水平为1.64万亿，理论上早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的圈子里，但天津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014年)折算为美元，只有4435美元。而那些发达国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一般都要占人均GDP的70%左右，假设高收入国家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线为60%，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必须达到8200美元才能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那么，天津就差远了。

　　如按此作为高收入国家标准(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必须达到53300人民币或8200美元)，那么，迄今为止中国包括尚无一个省市能够达到这一标准，包括上海、北京或深圳。如果再按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70%这一全球平均水平来衡量，则中国最发达地区的消费水平，离高收入国家相距更远了。

　　2015年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比重为79%，与全国平均83%的水平比较接近，说明天津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较高。而重庆的投资占比更高，超过90%，因此，我一直怀疑，这种严重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结局恐怕很难乐观。相比之下，上海、北京、深圳这些年来的投资增速不高，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这三个城市的投资占比与全球水平接近，这就是经济良性发展的体现。

　　如果单看数据，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2616美元的城市据说已经有42个了。但如果按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水平来看，我认为一个都没有。其实，是否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用数据检验，单凭感觉就可以了，如果你到那些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去转转的话。不过，从今后的发展势头看，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8200美元的城市还是会有不少，我估计在2018年前，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这五个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过8200美元(考虑贬值因素)，成为全球的“高收入地区”。其他的城市在2020年前有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如苏州、嘉兴、宁波等。

　　但是，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不仅人均可支配收入要超过8200美元还很遥远，而且，人均GDP的增长到了2020年之后也很难持续，这是不仅是因为中国经济对投资的高度依赖、产能过剩压力和债务的增长等问题在加重，还存在经济的此消彼长关系，即优质资源不断向发达地区集聚的因素。因为富裕总是以贫困为代价，发达总是以落后为代价，全球如此，一国之内也不例外，这也就是为何全球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20%的原因所在。在中国，像北京、上海、深圳这样不依赖投资并成功转型的大城市很少，而像天津、重庆那样对投资高度依赖的省市比比皆是。人民日报权威人士两次提到中国经济分化问题，认为分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是当务之急，但即便推进非常顺利，要根本改变目前的经济结构，也需要较长时间，尤其是对投资的高度依赖问题，以及与之相伴的货币规模高增长问题，今后三五年内恐怕很难遏制住了。

　　几点解释说明

　　本文中所引述数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官方统计机构，二是国内民间机构，三是国际经济组织。就数据的真实性而言，民间机构最为真实，但代表性如何尚待观察；官方机构及国际组织所发布的国内数据，均有可能存在偏差，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资本形成等数据可能存在高估，最终消费、居民可支配收入等存在低估(见《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2012)。

　　尽管存在偏差现象或代表性不足问题，但根据经验观察，偏离度均不大，不会影响结论，甚至对结论的精准度影响也不会很大。本文限于篇幅和讨论方便，就不再就引用数据的准确性问题再进行讨论。

　　一国经济体是一个大系统，它的发展和崛起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条件，各大经济体之间的发展不是共赢关系，而是替代关系。比如，网络销售的崛起，并不是给中国的消费水平带来新的增量，而是导致了不少超市的关闭。有人甚至认为，网销导致了社会实物消费总需求的减少，因为信息共享、营销精准，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2015年杭州的信息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达到23%，使得杭州成为继北京、上海和深圳之后，第四大信息和民间金融中心。在网络信息化和高科技时代，赢者通吃是一大特征，继续依赖投资这一传统增长模式地区，前景堪忧。

　　发展经济无捷径，尤其是泱泱大国，所谓弯道超车、跨越式增长，只适用于小国或小地区。经济结构均衡发展非常重要，片面追求某几个发展指标，必然导致经济失衡，大跃进时代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危害，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