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齐“实物强、结算弱”短板,构建能源金融协同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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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能源与金融秩序深度重构,能源风险与金融风险已由偶发联动演变为常态共振。我国能源安全面临“实物强、结算弱”的结构性短板。本文构建了能源—金融“供应链、资金链、风险链、政策链”四链分析框架,并提出“石油—人民币—黄金”协同体系。
研究指出,当前能源贸易结算风险的根源集中于三重结构性失衡:一是能源贸易与美元清算体系深度绑定的路径依赖;二是离岸人民币缺乏黄金实物资产兜底的货币信用失衡;三是顶层应急机制与央企实操衔接的制度保障失衡。
为补齐短板,在央企实操层面提出以下举措:一是稳步优化跨境结算体系,分阶段提升人民币结算比重,统筹推广CIPS自主清算通道;二是创新“石油—人民币—黄金”联动业务,依托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板、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及mBridge(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等现有基建,稳妥打通“原油采购—人民币支付—离岸黄金兑换保值”闭环,分层配置黄金缓冲资产对冲油价与汇率波动;三是完善资金全生命周期风控机制,优化项目融资期限结构,建立一体化动态监测与极端场景应急合规体系,并将本币结算、黄金储备等纳入内部考核,筑牢能源金融协同防线。
一、能源—金融耦合与“石油—人民币—黄金”协同体系的内涵
能源体系与金融体系的耦合,是指两大系统通过资金流动、价格信号、风险传导、制度安排等渠道形成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可从资源配置、价格发现、风险传导、制度协同4个维度理解。资源配置上,金融通过信贷、债券、股权、衍生品等工具把社会资本引向能源勘探开发、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能源项目资本密集、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决定了其对金融的高度依赖;价格发现上,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市场承担价格发现和风险对冲功能,市场深度和广度直接影响能源定价权归属;风险传导上,能源价格剧烈波动经企业信用风险、通胀预期、资产价格重估等渠道进入金融体系,链式传导、叠加放大,容易演变为跨市场、跨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制度协同上,绿色金融标准、碳市场金融化、转型金融框架等,都需要能源主管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紧密合作。
在此基础上,构建能源—金融耦合的“供应链、资金链、风险链、政策链”四链分析框架。能源供应链是实体源头,传导逻辑遵循“海外能源资源供给—跨境能源贸易签约交割—贸易货款收付与境外资金配置”递进运行;资金保障链承接供应链末端的收付需求,是连接实体产业与金融服务的中转枢纽;风险传导链承接前两条链的各类经营矛盾,是安全隐患集中暴露的关键环节;政策协同链是化解前三条链堵点的顶层制度支撑闭环。
二、全球能源秩序重构下我国能源金融安全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一是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正在深刻重塑。俄乌冲突后,欧洲被迫在短期内重构能源进口来源,中东产油国地位进一步凸显,并在能源结算货币选择、产量政策等方面展现出更强的战略独立性;美国凭借“页岩革命”成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和重要液化天然气出口国。能源供应链安全化趋势明显,大国博弈焦点正向新能源转型延伸,锂、钴、镍等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安全成为新焦点。传统能源治理框架影响力相对下降,全球能源治理面临碎片化挑战。
二是能源转型加速与分化。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6年全球能源投资总额预计将达3.4万亿美元,其中清洁能源投资占比近七成,绿色低碳转型势头不可逆转。同时,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能源转型指数》报告显示,全球整体转型指数仅微增0.03%,转型准备度出现十余年来首次下滑,呈现“加速推进”与“深度分化”并行特征,国别区域分化、领域维度分化并存。能源安全已超越成本考量,成为塑造各国转型路径的重要变量。
三是能源与金融风险耦合由偶发联动演变为常态共振。随着能源地缘属性金融化,外部输入性风险呈现多维度传导:价格层面,能源价格与金融市场的共振效应增强,化石能源市场成为波动的主要传导源;资产层面,能源资产估值调整与金融稳定的关联加深,传统与新能源资产的结构性风险相互交织;资金层面,跨境资本流动波动加剧,短期投机性冲击频次上升。
四是对我国能源安全的影响与挑战。外部风险正通过物理通道、市场价格、国际规则3个维度向国内金融体系传导。通道层面,我国海运原油进口的七成以上需经过马六甲海峡,“马六甲困局”始终是能源安全的战略软肋;价格层面,全球能源市场金融化程度加深,今年上半年布伦特原油在68~118美元/桶宽幅震荡,放大了能源风险向金融体系传导的压力;规则层面,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已进入实质性征税阶段,外部绿色贸易规则的刚性约束正通过实体产业经营压力向国内金融市场传导。
五是重点领域金融保障短板凸显。储备端,油气实物与商业储备持续扩容,基地建设、库存轮库形成大额资本开支,但与之适配的资产质押流转、跨周期调度等金融工具尚不健全;海外业务端,央企油气海外开发与贸易易受结算通道、汇率波动、域外制裁约束,海外新能源及锂钴镍等关键矿产项目又面临投资周期长、绿色合规壁垒高等难题,两类业务均存在本币融资渠道有限、风险对冲工具供给不足的问题。
三、制约我国能源安全与金融安全协同运行的关键问题
尽管我国能源金融协同体系建设总体推进,但仍面临美元路径依赖较为固化、离岸人民币保值载体不足、跨部门协同制度尚不健全等现实问题。
(一)能源供应链传导堵点
一是存量合作合同长期固化美元结算路径依赖,普遍绑定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清算通道,人民币计价缺少常态化落地场景。二是境外资源主体获取离岸人民币后,可供投资、保值的标准化载体较为单一,境内资本市场深度不足,境外主体持有人民币意愿偏弱。三是全链条尚未建立能源贸易与本币跨境流通联动配套机制,仅依靠货物贸易实现人民币回流,缺少稳定的资金沉淀渠道,“能源实物—人民币”的可持续双向流通格局难以形成。
(二)资金保障链传导堵点
一是企业资金调拨仍优先选用SWIFT系统,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在能源大宗贸易场景覆盖面仍有差距,本外币资金池跨境归集、调拨额度受限,审批流程偏繁。二是海外能源项目融资结构失衡,债权类短期银行贷款占比较高,长期产业股权基金、产业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权益资本供给短缺,项目10~20年运营周期与3~7年信贷期限形成错配。三是适配能源全生命周期的汇率、原油价格联动对冲产品供给有限,缺少多层次资金安全缓冲载体,放大了海外能源项目现金流的脆弱性。
(三)风险传导链传导堵点
一是跨领域风险数据分属不同管理主体,尚未搭建统一协同监测平台,风险预判、前置预警能力存在短板。二是复合型风险对冲工具供给不足,油价、汇率双重波动缺少标准化缓释手段。三是针对SWIFT切断、我国金融机构海外分支机构受限等极端场景,尚未出台统一处置指引,风险难以分层缓释,单一冲击容易共振叠加。
(四)政策协同链传导堵点
一是跨央企、跨市场的常态化协同会商机制仍有待健全,能源产业和大宗商品金融等领域的政策衔接尚需深化。二是配套实操细则需更加紧密跟进市场发展需求,原则性导向较多,落地举措仍有待丰富。三是能源自主本币结算、跨境资金风险管控等指标在央企考核体系中的体现有待充实,政策落地的抓手仍需强化。
综合来看,结算“卡脖子”风险根源集中于三重结构性失衡:能源实物贸易与美元清算体系深度绑定的路径依赖失衡;人民币跨境流通缺少黄金实物资产兜底的货币信用失衡;顶层应急机制与中央企业实操处置流程相对独立、相互支撑不强的制度衔接失衡。
四、中央企业操作层面的协同举措建议
(一)优化能源跨境货币结算体系,稳步降低美元路径依赖
1.存量供油合同分批次替换,搭建分层多元结算组合。
坚持本币优先、分阶推进、分类管控、风险隔离。建议短期1~3年,可聚焦合同条款优化,面向俄罗斯,以及中东、中亚油气新增长期采购合同,统一设定人民币为主、美元备用兜底的结算安排,逐年抬升人民币结算比重,并将本币结算成效纳入集团财务绩效考核。中长期3~8年,推动与核心能源出口国签署专项本币清算合作框架,设立双边能源贸易专属人民币清算专户,与通用美元账户风险隔离;建立能源合作国别分级管控机制,对高地缘冲突、高制裁风险合作方稳妥压减美元结算渠道,对低风险主体依规保留有限额度美元备用通道,实行总额上限管理。
2.全域推广CIPS自主清算通道,搭建企业内部跨境清算备用体系。
一是统筹海外经营主体清算基础设施升级,推动海外子公司、境外油气项目接入CIPS能源贸易专属清算端口,搭建SWIFT、CIPS双通道自动切换体系,一旦捕捉境外合作金融机构风险信号,可将跨境资金收付切换至CIPS渠道。二是完善本外币资金池运营管理,争取能源产业专项跨境资金归集、跨境调拨额度扩容等政策支持,精简集团内部油气资金跨境划转审批环节,并在中东、中亚、东南亚重点区域布局区域性人民币资金池。三是设立集团级跨境结算应急专项准备金,储备人民币流动资金、标准实物黄金、国内高流动性信用债券等多元安全资产,保障极端情景下原油采购货款支付能力。
(二)创新“石油—人民币—黄金”联动业务,构建实物资产结算闭环
1.打通“原油采购—人民币支付—离岸黄金兑换—黄金保值或抵付”业务闭环。
一是用好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板,依托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框架构建离岸业务闭环,境外主体可使用账户内离岸人民币依规兑换LBMA(伦敦金银市场协会)标准黄金,黄金资产登记于上金所国际板离岸账户,实物存放于指定离岸交割金库。2025年上海黄金交易所沙特海外黄金交割库投用后,中沙原油贸易项下人民币兑换黄金交割业务已形成规模化运行,为推广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基础。二是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依托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搭建离岸平行业务闭环,通过中央对手方机制实现货银对付同步交收,通过沪港实物联通机制实现账簿层面仓单双向划转调拨。三是统筹运用CIPS系统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平台搭建并行清算通道,截至今年6月末,货币桥累计交易金额突破6000亿元人民币,为全链条流转提供自主可控的清算底座。
2.分层配置黄金风险缓冲资产,对冲油价、汇率双重波动风险。
一是明确海外油气项目黄金储备配置要求,由集团董事会确定配置底线,如按项目总资产的一定比例配置实物黄金、黄金远期、黄金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等标准化资产,并将配置情况纳入年度风险管控考核。二是健全原油与黄金联动风险对冲机制,针对长期原油采购实货敞口构建协同对冲组合,对冲地缘冲突、美元信用危机下能源与避险资产同步涨价的损失,并运用黄金远期工具锁定离岸人民币黄金兑换成本。三是推动离岸黄金资产协同布局,共建共享区域黄金仓储交割设施,分摊存放、保管、跨境调拨成本。
(三)完善跨境资金全生命周期风控机制,疏通资金保障链堵点
1.优化海外能源项目投融资结构,降低短期美元信贷依赖。
一是持续优化融资期限结构,合理压降3~7年期短期美元银行贷款占比,扩大中长期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能源基础设施REITs、点心债等权益类工具运用规模,使融资期限适配油气项目10~20年运营周期。二是拓宽低成本本币融资渠道,优先选用人民币银团贷款、亚投行专项信贷、丝路基金等渠道支持境外油气开发布局,新增项目融资协议规范条款设置,减少附加强制美元结算的约束条件。三是健全境外美元负债管控,明确规模上限,分层制定年度压降目标并落实责任。
2.搭建油价、汇率、黄金价格一体化动态监测系统。
加快中央企业财务数字化风控体系建设,依托集团财务数字平台统筹归集上海原油期货、布伦特原油、上海黄金、离岸人民币汇率等实时行情,分层分类设置多维联动风险预警阈值。价格波动触及预警标准时,系统可自动启动黄金套期保值、提升能源贸易人民币结算比重、调度跨境流动资金等分级处置举措,推动风险由事后应对转向事前预判、前置处置。
(四)健全合规与应急体系,应对跨境金融约束极端情景
1.建立金融制裁分级识别与合规审查机制。
健全中央企业跨境金融合规组织架构,可设立集团级跨境金融合规专职部门,常态化对境外合作金融机构、海外贸易合作主体开展域外制裁风险分级分类评定。实施差异化结算管控,对高制裁风险合作机构审慎评估开立美元结算账户,相关业务通过CIPS系统开展跨境收付;动态更新各类域外制裁管控清单,将合规审查嵌入贸易合同签订、跨境资金流转、黄金实物跨境调拨全业务链条。
2.编制极端场景标准化应急处置预案。
聚焦SWIFT清算通道中断、境外美元资产受限冻结等重大突发场景,编制标准化分级处置手册,列明清算通道切换流程、黄金实物紧急跨境调拨路径、境内流动性补充渠道等操作细则;结合海外区域经营实际组织应急处置演练,检验预案可行性。
(五)强化集团内部管控与考核,保障举措长效落地
一是构建能源跨境业务绩效考核体系,统筹设置本币结算推进、境外黄金资产储备、美元负债敞口压降等核心指标,纳入各二级经营单位负责人年度业绩评价,配套激励约束安排。二是优化金融衍生品分级管控,遵循国资委套期保值相关监管规则,坚持套期保值定位,适度下放原油、黄金联动衍生品审批权限,开仓规模严格对应实体原油贸易真实货值敞口,防范投机。三是统筹培育石油黄金领域产融人才,面向大宗商品交易、跨境黄金清算、跨境外汇风险管控等领域引进复合型人才,在各海外经营区域设立专职能源金融风控专班。
(本研究是国务院国资委2026年度“揭榜挂帅”课题《全球能源秩序重构新形势下中央企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路径研究》的子课题9《全球能源秩序重构下金融体系与能源安全体系耦合机制与协同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牵头单位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规划总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子课题9负责单位为北京黄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课题组成员包括:李瑨、张正虹、杨潇、陈进殿、张立宗、范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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