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监管部门人才危机不解决，中国股市的危机，可能还会一波一波地到来。”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证监会前副主席李剑阁9日表示，监管部门人才危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危机。作为曾经的监管者、经营者，李剑阁的观点引发市场热议。

　　2016年第一周，A股跌宕起伏，再现千股跌停。实施仅4日的熔断机制，被监管层连夜叫停。从清理场外配资去杠杆到推出熔断、暂停熔断，监管层的专业能力受到质疑。作为资本市场的监管主体，证监会被推上炙热的“火山口”。

　　且不论监管层专业能力如何，回顾过去的2015年，人才的流失、人员的损耗，监管层内部确实经历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变动，亟须“补给”。

　　一位证监系统内部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证监系统曾于2011年、2013年进行过公开招聘，引进了大批专业人才；2012年曾通过公务员内部转岗的方式，补充了部分人才；2015年年初也进行过公开招聘。

　　“离职潮”中的“外流”

　　在一些成熟市场中，监管部门与被监管企业之间的人才双向流动较为常见。但在中国，人才从体制内流出较为容易，引入相对困难。

　　在李剑阁看来，监管部门正面临人才危机，根源主要分“外流”与“内耗”两方面。他表示，证监会前期曾出现大规模离职潮。金融机构这边，聚集了许多流失的官员、海外华尔街回流的精英、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的本土专家。相反，监管部门的人才危机则非常严峻。

　　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上半年，证监会出现了一次相对集中的“离职潮”。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统计，仅2015年前5个月，证监会就有6名局级干部离职，这样的级别和规模比较罕见。

　　2015年1月，证监会宣布免去江向阳办公厅副主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新闻办公室（网络信息办公室）主任职务，随后江向阳赴博时基金担任总经理一职。

　　2015年3月，证监会创新业务监管部原副主任王欧离职，去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专项投资部。同时，证监会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原办公室主任韩燕也从原岗位离开。

　　到了2015年5月，又有三名局级干部同时离开，他们分别是证监会稽查局原局长欧阳健生、证监会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原副主任徐浩、证监会私募基金监管部原副主任杨文辉。

　　事实上，“离职潮”在2014年就已经出现。2014年11月赴大成基金担任总经理的罗登攀，此前曾在证监会担任规划委专家顾问委员、机构部创新处负责人；同赴大成基金的还有周健男，离职前在证监会上市部任职。

　　有媒体统计发现，2014年全年，证监会约有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其中大多数投身市场机构；2015年3月，尚有20多人在办理离职手续。

　　上述人员从业背景深厚，大规模离职也引发证监会内部的政策调整。可以看到，2015年下半年证监会人员离职相对较少。上述证监系统内部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这是因为下半年证监会出台了一项政策，规定处级以上干部离职之后，3年内不得在监管对象内部任职。

　　虽然无法证实该政策的出台是否为了限制人员离职，但客观上确实遏制了“离职潮”。

　　据本报记者了解，2015年上半年离职现象不只出现在证监会，地方证监局、交易所、结算公司等也出现了明显的离职现象。

　　“证监系统内人员流向券商、基金等机构及上市公司，这种现象一直有，因为机构的薪酬比体制内一直都要高得多。”上述内部人士说。

　　腐败案频发的“内耗”

　　除了人才外流，另一方面是内部损耗。

　　“去年是中国监管机构被捕人数最多的一年，也是被捕级别最高的一年。”李剑阁说，这个情况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

　　2015年股市危机以来，证监会一直处于风口浪尖，加上几名重量级人物落马，市场众说纷纭。

　　6月，被证监会开除并移送司法机关的发行监管部原处长李志玲，因其丈夫违规买卖股票被调查。

　　8月初，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原局长李量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他曾多年负责创业板发行审批，被查是因收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等问题。

　　8月末，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刘书帆，亦曾在证监会发行部任处长一职，其被查原因，系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某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事项顺利通过发审会，帮助该公司股票价格维持稳定并上涨。同时，利用自己获得的内幕消息非法获利。

　　随后被查的证监会原主席助理张育军、原副主席姚刚，以及近日被带走的稽查总队副队长习龙生，过去多年里都在中国证券发行体系中拥有强有力的话语权。直接操刀改革的姚刚，还被业内称为“保荐之父”，张育军去年还被称为“救市总指挥”。

　　“15年前我在证监会当副主席，这次抓的人很多都是我的老部下，我感觉到非常的痛心，很可惜。不能说他们十几年以前就是坏人，我认为十几年以前他们很优秀，非常优秀，也很勤奋。”面对当前腐败频发的证监会，李剑阁颇有感慨，“至少当时我认为他是好人，为什么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的人？”

　　在他看来，当前的监管体制、审批体制导致监管机构内部存在巨大的寻租机会，这对内部会形成损耗。重审批、轻监管的机制，对人员会形成腐蚀。

　　当前的A股市场内部仍然脆弱，但是注册制改革不得不继续推进。从核准制到注册制，不是简单的行政放权，而是资源配置机制的变革，是资本市场平衡权责结构的变革。如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所说，不能因为危机就停止改革，要继续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这一点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