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学玉姚柳杨张兆同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事关民生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其中，化肥是农业生产的基石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农资。施肥用量、方式若失当，容易影响农产品品质，对农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形成一定制约。如何推动化肥减量增效、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课题。

　　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一步，在于读懂农户“心理账”，构建经济激励、制度约束与技术赋能协同发力的精准治理体系。

　　行为逻辑：农户“不愿减”的深层机理

　　理解农户行为，是设计有效政策的前提。在不施加任何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农户普遍倾向于维持现有施肥水平，对减量行动存在显著的“现状偏好”。这一现象并非源于认知落后或技术排斥，而是植根于经济学所称的“损失厌恶”心理——农户对减量可能带来产量损失的担忧，远大于对长期生态效益的期待。正如一位受访农户所言：“少施一斤肥，心里就慌一分。万一减产了，一年的辛苦就白费了。”

　　这种风险规避心理有其客观基础。测算显示，典型样本户的最优化肥施用量约为53.44公斤/亩，而实际平均用量为69.84公斤/亩，平均过量16.40公斤/亩，在维持现有产量水平下施肥量可下降23.48%。这意味着，从技术效率角度看，减量空间客观存在且相当可观。然而，从农户主观认知看，减量的可行性判断高度依赖于“产量能否维持稳定”——只要产量不下降，农户自然愿意减少投入。这一发现表明，化肥减量政策的要害不在于强制压缩用量，而在于为农户提供产量稳定的技术保障。

　　值得关注的是，不同经营主体的过量施肥行为存在显著差异。种植绿色水稻、具有网购经历等特征的新型经营主体，会主动控制化肥投入。品质溢价的市场信号和运用数字技术获取减量知识的信息能力是驱动减量行为的重要内生动力。而签订订单合同的农户反而倾向于多施农药，表明“保产量”压力在产销联结中可能转化为过量投入的诱因。这些差异提示，精准施策的前提是精准识别不同主体的行为逻辑与激励结构。

　　偏好结构：减量技术的差异化受偿意愿

　　“偏好差异”揭示解决方案的复杂性。研究运用选择实验法，系统测算了农户对不同减量技术、补偿方式与配套服务的边际受偿意愿，呈现出清晰的“偏好阶梯”。

　　测土配方施肥是让农户产生“正向支付意愿”的技术。在所有减量技术中，测土配方施肥是唯一一项农户受偿意愿为负值的技术——农户不仅不需要补偿，甚至愿意为此支付约23.94元/亩。其原因在于，该技术能够精准匹配作物养分需求，既节省成本又可能增产，农户将其视为“一本万利”的好技术。这一技术本身也经历了从“取土化验、发放建议卡”到“农企合作、配方肥配送”，再到“数字赋能、精准施策”的智慧蝶变。在南京浦口、六合等地的“两制”试点与准试点区，农户通过手机APP即可获取个性化施肥方案，实现从“经验施肥”到“数据施肥”的跨越。这正是测土配方施肥赢得农户“自费亦愿采用”的根本原因。

　　轮作与有机肥替代是农户“普遍回避”的选择。与前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户对油稻轮作、粮豆轮作和有机肥替代表现出强烈抵触。轮作的补偿需求高达152.27元/亩，有机肥替代为93.01元/亩。农户普遍反映，轮作打乱了既定的种植计划与收入预期，有机肥成本高、见效慢、劳动强度大。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对轮作的抵触程度远高于新型主体，说明轮作对小农经营模式的冲击更大。

　　现金补偿是农户“最为青睐”的方式。在现金补贴、价格补贴和投入品补贴三种方式中，农户最偏好直接的现金补偿。对价格补贴和实物补贴均表现出明显排斥，其中，实物补贴尤其不受欢迎。根本原因在于，现金补偿灵活性强、不存在消费扭曲，农户可自主支配；实物补贴可能会存在供需错配风险，价格补贴则又会面临市场波动，农户信任度较低。

　　精准补偿的前提是尊重差异——不同技术有不同的“推广门槛”，不同主体有不同的“补偿阈值”，不同方式有不同的“激励效果”。政策设计不宜“一刀切”，而应建立差异化的补偿标准体系。

　　制度约束：“两制”政策的效应与分化

　　除了经济补偿，制度约束也是推动减量的重要杠杆。江苏省自2023年起在17个县(市、区)率先开展化肥农药“实名制购买、定额制使用”试点，构建了“购—销—用—管”全流程追溯体系。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评估发现，“两制”政策使试点区农户的绿色化转型指数，显著高于非试点区，尤其在化肥农药减量、绿色投入品替代等方面成效明显。

　　“两制”政策对规模经营主体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普通农户。这一分化的根源在于两类主体的组织化程度与管理基础存在结构性差异——规模主体通常具备规范的生产台账、更强的成本核算意识和技术吸收能力，能够以较低的制度运行成本承接定额管控要求，并将其转化为内部生产优化；而普通农户决策依赖个体经验，农资购买渠道分散，政策传导链条更长、执行成本更高。这意味着，制度设计需要在“刚性约束”与“柔性适配”之间寻求平衡，针对小农户探索村级代办、集体采购等降低合规成本的辅助机制。

　　推进路径：构建“经济激励+制度约束+技术赋能”的精准治理体系

　　推动化肥减量从“不愿减”走向“主动减”，需要打好“组合拳”，并针对不同主体、不同技术、不同区域实施差异化策略。

　　建立基于受偿意愿的差异化补偿标准。补偿标准应主要依据农户的边际受偿意愿，而非简单基于成本核算。对测土配方施肥等接受度高的技术，可采取“零补偿+服务配套”推广模式；对轮作、有机肥替代等较受抵触的技术，需要给予较高补偿，并尝试嵌入到其他技术协同推广，降低农户的负效用感知。同时，注意区分小农户与新型主体的补偿标准差异——前者对风险更敏感、补偿需求更高，需要更大的补偿额度。

　　优先采用现金补偿方式。农户普遍喜好直接的现金补贴，对价格补贴和实物补贴接受度相对低。在设计补偿方案时，现金形式可以作为首选，避免由于补偿方式不当，从一定程度上折损政策效果。探索“基础补偿+额外激励”补偿模式，对在采纳数量与采纳效果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农户，给予额外补偿。

　　持续深化“两制”制度建设。实名购买与定额使用是约束过量投入的有效制度工具。后续应加快试点区域经验推广，借助已建成的省级大数据平台，对化肥施用实现全程追溯，科学制定差异化的定额标准。同时，专门为普通农户建立村级台账代办机制，降低制度成本，解决“两制”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障碍。

　　强化技术推广的精准性。根据农户偏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应该优先重点推广，不断加大示范力度，让更多农户感受到“精准施肥”的节本增收效果。对于轮作和有机肥替代而言，可行的做法是，通过配套服务，降低技术难度，稳定农户收益预期。研究显示，集中培训与现场指导，在农户眼里无明显不同——这意味着，在资源有限条件下，推广方式可以灵活选择，关键要确保内容适配农户需求。

　　发挥规模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规模化主体是化肥减量政策实施的主要承担者，也是农业绿色转型的“先行者”。将家庭农场、合作社等培育为“两制”执行的典范，在项目扶持与家庭融资等方面考虑对其倾斜，此外，通过统一采购、统一技术指导等途径，将减量要求传递给周边小农户，形成“以点带面”的扩散效应。

　　化肥减量施用是一场深刻的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政府、农户、市场应当三方协同发力。读懂农户的“心理账”，尊重其利益诉求，是政策落地的关键。推动化肥施用，从“要我减”到“我要减”，需要精准的制度设计、有效的技术支撑与合理的补偿推动。唯有以系统性思维统筹推进，才能在保障粮食安全与推动绿色转型之间找到最佳均衡点，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作者分别为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背景下农用化学品减量施用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20BGL168〉阶段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