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中发挥着“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当前，我国正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新能源快速发展，但风电光伏的间歇性、波动性短板仍然存在，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愈发关键。近期，美以伊冲突扰动国际能源市场，多国能源安全遭受冲击、能源价格飞涨。我国能源产业展现出强大韧性，市场供需基本平衡，这其中，稳定的煤炭供应功不可没。

　　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得以有效发挥，一方面来自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自然禀赋，另一方面，产能储备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2024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建立煤炭产能储备制度的实施意见》，提出积极引导具备条件的企业建设煤炭储备产能，并明确到2027年初步建立煤炭产能储备制度、到2030年产能储备制度更加健全。各煤炭主产区也积极部署符合自身实际的煤炭产能储备政策。

　　不过，尽管煤炭产能储备建设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但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诸多待完善之处。其中，如何缓解煤炭企业因此产生的成本压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我国煤炭产能储备政策主要围绕产能储备建设，而运行方面的支持政策仍不明确，储备产能管理侧重应急状态下的“向上弹性生产”，对供应充裕时的“向下弹性减产”仍缺乏有效保障机制，可能增加煤炭企业的成本压力。

　　一方面，储备产能的日常维护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资金，包括设备检修、人员薪酬、安全保障等，有调研数据显示，一座年产1000万吨的煤矿，维持“热备用”状态每年需投入约8000万元，而这些成本目前仍缺乏明确的回收渠道。另一方面，当市场煤炭供应充裕、价格下行时，企业按要求减产或维持储备状态，会直接减少营业收入，甚至出现“减产即亏损”的局面，千万吨级煤矿停产1个月直接损失可达2亿元，即便维持基本运转，固定成本仍需3000万元。

　　在此背景下，企业承担了较多的社会保供责任，如果不能获得相应的收益补偿，长此以往，可能挫伤煤企参与储备产能建设的积极性，影响产能储备政策的可持续推进，进而影响能源安全保障，尤其是应急状态下的能源供应。

　　面对产能储备运行中的问题，建立类似煤电容量电价机制的煤炭“容量补偿机制”或是有效解决途径之一，也成为近期业内热议的焦点。煤炭“容量补偿机制”的关键，是对煤炭企业为维持弹性产能、承担保供责任所产生的固定成本进行合理补偿，让企业“保供有责、补偿有据”，破解“保供不保本”的难题。

　　建立煤炭“容量补偿机制”，需兼顾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可借鉴我国已落地见效的煤电容量电价机制，立足煤炭行业产能储备特点进行优化设计。在补偿标准方面，应根据煤矿储备产能规模、维护成本、保供贡献等因素分类确定，避免“一刀切”，重点向承担应急保供任务重、维护成本高的企业倾斜；在补偿资金方面，可通过市场化渠道筹集，结合政府引导与市场参与，形成稳定的补偿资金来源；在考核监管机制方面，应对企业的储备产能维护、应急响应等情况进行严格考核，确保补偿资金精准投放、发挥实效。此外，还可借鉴产能权交易、成本金融化等思路，丰富补偿方式，让企业在承担保供责任的同时，获得多元化的收益回报，进一步激发企业积极性。

　　当前，我国能源转型进入关键阶段，既要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也要守住煤炭保供底线，以煤炭供给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建立科学合理的煤炭“容量补偿机制”，不仅可以激发企业参与储备产能建设的积极性、进一步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也有助于先立后破，推动煤炭与新能源协同发展，为我国能源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随着煤炭消费达峰的日益临近，这一问题尤其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认真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