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一季度，在国内经济稳步复苏、经常项下顺差大幅增加、美联储降息预期和美元阶段性走弱等一系列因素助推下，人民币呈现温和升值态势，市场随之出现了“人民币升值引发出口压力加大，甚至影响经济增长”的担忧。

　　不可否认，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可能反映了出口等部门面临的现实压力。然而，若固守传统的出口导向型思维，会过度放大汇率的短期负面冲击，选择性地忽视人民币升值在推动宏观经济结构优化中的长期战略价值。

　　升值温和可控

　　2026年以来，人民币呈现温和稳步升值态势，整体涨幅可控、走势平稳，符合稳健升值的市场预期。

　　从核心汇率数据来看，截至4月中旬，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累计升值约2.3%，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美元累计升值约2.35%，全程未出现大幅急涨急跌，贴合温和升值的特征。横向对比同期全球主要非美货币兑美元的表现，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虽高于欧元（0.5%），但不及澳元（6.6%）、巴西雷亚尔（8.2%）、墨西哥比索（3.5%）等其他货币，升值节奏相对适中。

　　3月下旬，受美联储推迟降息、中东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影响，美元持续走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回落，汇率走势随外部环境与市场情绪灵活调整，充分说明本轮人民币升值是以市场因素推动为主，并未偏离合理均衡区间。这一对比也印证了，本轮人民币升值是内生动力驱动的温和上行，并未出现非理性、无序的过度走强，汇率波动趋于稳健。

　　整体利大于弊

　　本币升贬值本身具有相对中性的特征，对经济部门各有利弊。从汇率经济学理论视角来看，在本币升值过程中，出口、进口替代等部门或将面临一定压力，而进口、对外投资、服务业等部门将从汇率升值中直接受益。因此，单一部门的波动，不等同于整体经济的收缩。不宜轻易地作出人民币升值必然引发经济收缩的判断，而应立足宏观经济整体框架，从“收益—损失”综合平衡的视角，尽可能客观、全面、审慎地进行分析，避免下线性和局部的结论。

　　数据来源：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整理

　　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现代化服务”和“国内统一大市场”驱动的时代。从经济结构看，进口、对外投资、服务业等部门在经济规模中的占比，已远超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依据2025年从业人员数据粗略估算，仅服务业就业占比就已近50%，叠加其他偏好本币升值的部门，受益群体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超过60%；而直接依赖出口及面临强烈进口竞争的传统制造业部门，其就业占比则不到40%。两者之间大致呈六四开到七三开的格局。在此结构下，人民币适度升值可通过降低进口成本、提振居民实际购买力、促进服务业发展等渠道带来净收益，对出口部门的压力相对可控。即便不考虑出口部门的内部偏好差异，人民币适度升值带来的内需提振、生产成本下降、居民财富效应和福利效应增长等宏观收益，显著大于出口等部门面临的压力，对整体经济更具正面作用。

　　出口结构“减震”

　　即便在出口部门内部，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实际影响也存在结构性差异。一般而言，纺织、服装、鞋靴、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产品同质化严重、技术壁垒低且可替代性强，其国际竞争力高度依赖价格优势，因此对汇率波动极为敏感。人民币升值将直接压缩其微薄的利润空间，短期内确实面临订单流失至东南亚等低成本地区的压力。

　　然而，对于中高端制造业而言，情况则截然不同。随着中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加速，机电产品、新能源汽车、船舶、高端装备及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已突破历史新高，成为中国出口的“压舱石”。根据海关总署数据统计，2025年机电产品在全部出口中占比超过六成，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超过四分之一。这些产品凭借产业链配套效率、技术创新壁垒及品牌溢价，构建了独特的非价格竞争优势。全球买家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已从单纯的“低成本采购”转向“高可靠性与技术协同”，导致其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显著降低，对汇率波动表现出更低的敏感性。

　　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持续增长

　　即便人民币适度升值导致外币标价相应上涨，海外客户因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具备同等规模、质量与交付能力的替代供应商，往往不得不接受价格调整或共同分担成本。加之越来越多的企业跻身中高端制造业，盈利水平明显改善，通过全球布局、跨境人民币结算及金融衍生品对冲等手段，有效隔离了汇率风险。因此，出口结构的优化实质上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日益增强的“减震器”。人民币温和升值不仅未引发出口崩盘，反而倒逼低效产能出清，推动资源向高附加值环节集聚，有助于促进中高端技术密集型出口产业的成长，加速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结构性跨越。

　　汇率非出口关键

　　汇率只是影响出口的诸多变量之一，并非决定性因素。出口贸易的兴衰，归根结底取决于全球需求景气度、国内外贸政策、本国高新技术发展、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产业链完整性、出口商品结构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汇率波动仅能起到辅助调节作用，难以主导出口走势，甚至可能出现阶段性的反向走势。

　　从中国过去20多年的发展经验来看，人民币升贬值与出口之间并不存在强烈的趋势性关联。例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头十年，人民币呈现快速升值态势，但中国出口年均增速仍高达21%，显示人民币升值并未对出口增长形成明显冲击。在此后的2011年至2020年，人民币汇率相对平稳，但出口增速渐趋放缓。2020年以后，中国外贸展现出更为明显的全产业链竞争优势和强大的韧性，汇率波动对出口的影响进一步下降。即便在2021年人民币走强的背景下，中国出口仍同比增长约30%，贸易顺差6764亿美元，大幅超出市场预期。

　　人民币升/贬值与出口之间并未出现很强的关联

　　 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对中国实施了“对等关税”“芬太尼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但中国出口依然实现了超预期的“逆袭”。以美元计价，2025年中国出口累计增长5.4%，显著超出市场预期；而2025年年初至2026年4月中旬，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近7.0%，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美元升值约4.6%。这一“逆袭”背后，有着两大具体且直接的原因：一是出口市场日趋多元化，东盟、非洲、拉美等南方国家占比大幅上升，美欧市场占比降至约25%；二是经济增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已达三分之二左右，日益成为中国出口的“压舱石”。未来，随着中国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国际竞争力将不断提升，加之越来越多企业具备运用衍生品工具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出口受汇率波动的影响程度还将进一步弱化。

　　贬值未必利好

　　再反过来看，本币贬值也未必有利于刺激出口和提振经济。传统的“J曲线效应”与“马歇尔-勒纳条件”之所以得出“贬值利好出口”的结论，是基于过时的隐含前提：假定一国出口产品完全依托本国本土要素（劳动力、土地、本土原材料等），几乎不依赖进口投入；同时，进口品仅用于国内最终消费，不介入生产环节。在此封闭性生产假设下，本币贬值才会直接转化为出口产品外币价格下降、进口消费品价格抬升，进而出现出口扩张、进口收缩的效果。换言之，本币贬值的结果被简单等同于“出口成本降低”与“进口门槛提高”。

　　但从当今全球价值链（GVC）深度分工的现实情况看，现代出口产业高度依赖全球资源配置和中间品（如零部件、原材料、技术授权等）进口。WTO《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GVC贸易（涉及两次跨境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高达46.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贸易增值评估（TiVA）的统计数据也表明，尽管中国出口商品的后向参与度（即出口中使用的进口投入占比）已从2000年的28.2%显著下降，但截至2020年仍达16.2%。因此，传统理论的相关假设条件已难以成立。

　　2018年—2023年GVC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

　　相反，本币贬值时还可能产生“成本对冲效应”——进口零部件成本飙升，导致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大幅上升，进而抵消汇率贬值带来的价格优势。出口商不仅无法通过降价促销提升竞争力，甚至可能因进口原料或零部件成本过高而丧失原有优势，日本、韩国、土耳其等国近年来都出现过类似案例。此时，贬值不仅无法带动出口扩张和本国经济繁荣，还会加剧制造业经营压力、恶化贸易条件，最终对经济增长形成反向拖累。

　　2026年一季度，中国进口大幅增长22.7%，显著超过同期出口14.7%的增速，尤其是3月进口增速进一步飙升至27.8%。从进口商品类别看，铁矿砂、铜矿砂、原油等原材料和以高端集成电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中间品进口数量呈现较快增长势头。在中东地缘冲突升级、全球供应链受冲击的背景下，若人民币持续贬值，相关企业势必付出更为高昂的进口成本；反之，人民币温和升值则有利于平抑相关进口成本。

　　全球经验借鉴

　　从全球经验来看，汇率变动与宏观经济表现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实践已充分证明，本币贬值未必能提振经济，无序暴跌反而可能加速危机爆发；在宏观条件允许的背景下，适度、有序的本币升值，完全可以与经济稳步增长并行。其最终效果取决于贬值或升值的动因、幅度及国内经济结构的韧性。

　　从负面案例来看，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因外汇储备匮乏、外债高企、经济结构单一，叠加资本外流冲击，本币出现断崖式贬值，进而陷入恶性通胀、债务违约、经济崩溃的恶性循环。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泰铢等货币大幅贬值，引发企业倒闭、银行破产，经济短期内陷入深度衰退；近年来，土耳其、伊朗本币持续暴跌，导致进口成本飙升、外债负担剧增，通胀居高不下、居民购买力大幅缩水，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状态。

　　反之，本币升值背景下实现经济稳步增长的案例并不少见，这类国家通常依托产业升级与内需驱动实现发展，上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新加坡等国就提供了有力佐证。尽管马克、新元曾面临升值压力，但这些国家凭借强大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核心竞争力，成功将成本压力转化为技术革新动力，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同时，本币升值降低了进口成本，提升了国民实际购买力，进而有效刺激内需消费和服务业发展。此外，强势货币能够增强国际投资者信心，吸引长期稳定资本流入，为经济转型提供充裕资金支撑。例如，1950年至1973年间，美元与德国马克汇价从1∶4.2变为1∶1.37，德国马克升值67%，而联邦德国经济在此期间保持了5%至7%的年均增速；新加坡在本币升值的助力下，仅用5年时间（1989年至1994年）就完成了人均GDP从1万美元到2万美元的跨越，并在此后30年间较为顺利地实现人均GDP 9.5万美元的持续跃升。

　　升值契合大势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正处于依托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外资流入和内需驱动的增长模式，人民币也理应进入双向波动下的温和升值阶段。技术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大幅跃升，带动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持续提升，促进出口部门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人民币升值降低了进口成本，增强了境内居民的实际购买力，进而有效刺激亟待发展的内需和消费。同时，人民币温和升值有助于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国际价值，吸引外部资本持续流入，为国内产业转型和内需发展注入动力。可见，人民币合理升值所带来的产业转型、内需发展和外资流入，正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迫切需要的。

　　从国家战略角度看，建设金融强国是“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建设金融强国，不仅需要以人民币为货币基础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还需要人民币汇率运行在合理水平作为保障。

　　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史来看，若本币无法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保持强势，就不可能形成全球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汇率水平应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同时一国货币当局也有必要为实现经济金融发展选择有利的汇率政策目标。

　　近十年来，无论从经济增长水平、国际收支状况还是通胀水平来看，人民币客观上都具备充分的适度升值理由，只是受美国持续打压影响，前期人民币汇率承受较大压力。未来一个时期，人民币阶段性呈现温和升值态势，既是顺理成章，也是大势所趋。

　　政策助力转型

　　政府可发挥“守夜人”的积极引导作用。不可否认，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部分转型升级较慢的传统制造业，尤其是相关行业的中小企业，难免会受到影响。这类企业普遍存在盈利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弱、汇率管理经验欠缺、融资渠道单一等痛点，极易因汇兑损失压缩利润空间、丢失海外订单，甚至陷入经营困境，进而影响行业稳定与就业大局。

　　针对上述问题，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可建立常态化监测机制，及时对企业的承受能力开展动态监测、实地调研和精准评估，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最大限度降低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可联合金融机构开展专项培训与上门指导，鼓励并引导出口企业运用远期结售汇、外币掉期、出口押汇、信保融资等外汇理财工具及正规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帮助企业提前锁定汇率风险、稳定经营成本，打消企业接单顾虑。另一方面，针对受汇率变动影响较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小微出口企业及困难从业人员，可采取针对性的金融支持、税费减免、财政补贴、出口退税提速等纾困帮扶举措，优化信贷审批流程、降低融资成本，切实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从而稳定企业预期与市场主体信心，推动传统制造业稳步转型升级。

　　综上，由市场供求基本面驱动而非投机资本恶意炒作引发的人民币温和升值，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金融强国过程中必然伴生的现象，是人民币国际化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顺应当前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最优解之一。对人民币温和升值不必过度担忧，更不应谈“升”色变，而应秉持客观理性态度，以从容、自信的战略定力引导市场预期，推动中国出口从“汇率敏感型”增长向“价值驱动型”增长平稳过渡，加快科技进步和产业转型步伐，强化内需与消费发展动能。

　　（刘涛系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国际金融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连平系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