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传统认知中，地缘冲突与货币走强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逻辑鸿沟：战火蔓延，本币承压。然而在本轮中东战事中，在人民币的强势行情面前，这条规律似乎失效了。4月14日，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双双升破6.82，创下2023年3月以来新高，4月21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盘报6.8165；3月以来累计升值约1200个基点；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单月涨幅达2.32%，为2023年10月后最高水平。与此同时，美元指数从年初105跌至98.1附近的三年低位，亚洲多数货币——泰铢、韩元、日元——贬值幅度均超过2%。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也绝非短期情绪驱动的昙花一现。它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结构性优势、全球货币体系深层裂变与地缘冲突逻辑重构三股力量的历史性交汇。理解这场“强币行情”，需要穿透表象，触及那些正在重塑全球金融秩序的底层变量。实体经济的压舱石：结构与韧性的共振

　　任何货币的长期强势，最终都必须锚定在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之上。人民币此轮走强，首先根植于一个令人瞩目的贸易现实：一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首次突破11万亿元关口。这些数字意味着，以千亿美元计的外汇流入中国经济体系，形成对人民币需求的持续性、结构性支撑。

　　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升级。过去的“中国制造”依托于劳动力成本优势，而今天支撑出口的核心力量已经切换为“新三样”——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锂电池。2026年一季度，这三类产品出口增速超过45%，中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份额约为62%，光伏领域更高达75%至80%。这种定价权的获得，意味着中国出口正在凭借技术和规模优势占据产业链高端。当一个经济体能够向全球输出优质的产品，其货币的信用基础便从“低成本”升级为“高价值”，这是人民币汇率底层逻辑最根本的质变。

　　目前还有一个直接推动汇率走强的市场机制：企业结汇潮。过去两年，因美元利率高企，大量中国出口企业选择将美元收入留存境外，形成了估计规模达7000亿至10000亿美元的“待结汇”存量。当美联储降息周期开启、人民币升值预期形成，这些企业面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集中抛售美元换回人民币的动力急剧增强。这种“升值预期—集中结汇—汇率进一步走强”的正向循环，在技术层面构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强大自我实现机制，其量级足以压倒地缘冲突带来的短期避险买盘。

　　与此同时，中国独特的能源结构在此轮地缘冲突中展现出显著的“抗扰动”优势。中国能源结构中油气占比仅27.5%，远低于全球平均的55.5%；中国约30%的原油进口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而日本、韩国这一比例均超过70%。这意味着，当中东冲突推高国际油价时，中国经济所承受的传导冲击远小于其他亚洲经济体。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全球第一，使中国制造业的电力成本与化石能源价格波动形成有效隔离。这种相对优势，在全球资本的风险定价中被迅速识别并转化为人民币的溢价。

　　宏观数据同样印证了这种韧性。2026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0%，制造业PMI连续5个月保持扩张，3月报50.8；CPI同比0.9%，PPI在经历41个月负增长后首次转正，“高增长、低通胀”的组合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罕见的——同期美国经济增速约1.8%，欧元区约1.2%。当中国以5%的增速稳健运行，而西方经济体在通胀、债务与不确定性中挣扎时，全球资本的配置逻辑必然发生偏移。人民币资产的“稀缺性溢价”，正是在这种相对比较中被定价出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裂变：美元信用的侵蚀

　　如果说实体经济的强劲提供了人民币走强的“内因”，那么全球货币体系正在经历的深层裂变，则构成了这场行情的“外因”——而且这个外因的量级，已经远超一般意义上的周期性波动。

　　美元的问题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美国国债规模突破35万亿美元，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美联储在通胀与衰退之间反复权衡，政策可信度持续受损。CME数据显示，美联储6月降息概率高达97.5%，市场已将降息视为确定性事件。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美元“武器化”的历史已经改变了全球央行的储备配置逻辑。俄乌冲突后，美国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举措，向全球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美元资产的安全性取决于持有者与美国的政治关系，而非纯粹的经济逻辑。这种“条件性安全”正在系统性地侵蚀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核心价值。

　　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在能源结算领域表现得尤为显著。2026年3月，中东对华原油出口中人民币结算占比达41%，首次超过欧元。这一数字在2022年不足5%，四年间的跃升速度令人震惊。驱动这一变化的，是产油国的理性选择：在美国对中东控制力相对下降、金融制裁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使用人民币结算既能规避美元体系的相关风险，又能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石油人民币”从概念走向现实，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正在突破最坚硬的壁垒——大宗商品定价权。

　　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系统(CIPS)的运行数据，则从基础设施层面印证了这一趋势。今年3月，CIPS日均交易额创下9205亿元的历史新高，4月2日单日更飙升至1.22万亿元；系统覆盖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这是货币国际化从“愿景”转化为“现实”的基础设施保障。当越来越多的贸易伙伴能够便捷地使用人民币结算，对人民币的需求便从“政策驱动”演变为“市场驱动”，其可持续性也因此大幅提升。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此轮地缘冲突对人民币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传统分析框架将地缘冲突视为新兴市场货币的系统性利空，但这一框架隐含着一个前提：冲突会导致资本逃向美元。当美元自身的信用受损、持有美元的风险上升时，这个前提便不再成立。中东冲突不仅没有推升美元，反而加速了部分产油国的“去美元化”进程，间接为人民币的结算创造了空间。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地缘冲突正在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器。冲突越激烈，美元武器化的风险越凸显，各国建立非美元结算体系的动力就越强，而人民币是目前最具规模与流动性的选项。政策定力：在升值与稳定之间寻找均衡

　　强劲的基本面和有利的外部环境，为人民币走强提供了充分的客观条件。但货币汇率从来不是纯粹的市场自发结果，央行的政策取向与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力量如何转化为实际的汇率走势。

　　理解此轮行情，有一个细节至关重要：逆周期因子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抑制升值，而非推动升值。这意味着，人民币的走强并非央行主动引导的结果，而是市场内生力量演化的结果。

　　央行的政策逻辑是清晰的：目标是在“合理均衡水平”附近保持双向波动的弹性。2026年2月，央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至0，此举降低了企业远期购汇成本，释放出不希望汇率过快升值的信号。这是一个精妙的政策设计：通过降低购汇成本，鼓励企业对冲升值风险，从而平滑结汇潮对汇率的冲击，防止市场形成单边升值预期。

　　需注意的是，当基本面的力量足够强大，当全球资本重新定价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当结汇需求以千亿美元计的规模集中释放，央行的调控工具更多扮演的是“减震器”而非“方向盘”的角色。央行明确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机制中的决定性作用。

　　这种政策取向的背后，是一个更深层的战略考量。在全球“去美元化”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入关键窗口期的历史节点，一个持续走强的人民币，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国际化影响力工具。人民币的走强，直接降低了推进国际化的摩擦成本，使人民币结算成为商业理性。从这个角度看，央行当前的政策框架，不仅是汇率管理的技术选择，更是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大局的主动布局。

　　清醒的分析不能回避风险。人民币走强的逻辑链条中，多类潜在变量值得持续监测。首先是国际贸易摩擦升级的风险：美国关税政策还面临不确定性，其对出口的影响和对人民币汇率的挑战需持续观察。其次是美联储降息不及预期的情形：一旦美元出现阶段性反弹、中美利差重新扩大，也将影响人民币升值动力。最后是结汇潮消退的问题：当前存量外汇逐步消化完毕后，集中结汇带来的买盘将自然减少，升值动能也可能受到影响。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汇率双向波动是常态，任何单边押注都需审慎。

　　近期，人民币在地缘冲突背景下逆势走强，当石油人民币结算占比首次超越欧元，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一个新的国际货币格局的轮廓渐渐清晰。

　　这是实体经济竞争力、货币体系结构性变革与政策战略定力三重力量共同造就的趋势。人民币的走强，归根结底是中国经济“硬实力”在汇率市场上的货币化表达。当一个经济体能够以5%的速度稳健增长，以不可替代的产业链嵌入全球分工，其货币的走强，不是奇迹，而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