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指出，市场低估了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中断带来的供应冲击。此次危机已大幅推高大多数大宗商品价格，而且似乎短期内难以解决。市场原本习惯将其视为暂时的地缘政治事件，如今却已演变成一场真正的供应冲击。

　　此次危机带来了滞胀风险：推高了总体通胀率，同时抑制了需求，因为家庭在取暖等必需品上的支出增加，而在可自由支配的商品上的支出减少。

　　这对市场而言是一个有害的组合，增加了债券和股票同时抛售的可能性。对股票而言，这意味着更高的投入成本和更低的成本转嫁能力，从而导致利润率压缩。通胀推动收益率上升，以及央行相应的鹰派立场转变，加剧了这一局面。美元走强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影响，尤其对能源进口国和新兴市场而言更是如此。

　　为了评估伊朗冲突可能引发的市场波动，一项最新研究分析了过去四次大宗商品供应冲击期间(1973年石油禁运、1979年伊朗革命、1990年科威特战争以及2022年俄乌战争)资产价格与大宗商品之间的关系。根据商品指数BCOM目前的走势，这些贝塔系数表明，市场调整幅度远大于当前定价。

　　许多资产的估值差距都相当显著。相对于BCOM的走势，美国盈亏平衡收益率、英国收益率和贵金属的估值似乎过低。除美国和拉丁美洲以外的大多数地区的股票价格似乎并未充分反映下行风险，其中新兴市场的风险最大。这些区域差异反映了亚洲和欧洲经济体主要依赖能源进口，而美国和拉丁美洲则依赖能源出口这一事实。

　　当然，这与之前的几期事件存在结构性差异。最显著的是，美国在2019年成为能源净出口国，扭转了美元与大宗商品价格的关系。美元现在既受益于避险需求，也受益于贸易条件的改善(然而，表中显示的平均贝塔值被美国作为能源进口国的前三期事件所掩盖，导致贝塔值为负)。

　　更直接地来看俄乌战争带来的冲击，布伦特原油价格从入侵开始到三个多月后的峰值上涨了约32%。美元现货指数最初反应滞后，因为市场需要评估其经济影响，但最终在几个月后上涨了15%。这一次，自战争爆发以来，布伦特原油价格已上涨约56%，但美元指数仅上涨了略高于2%。

　　区域性因素也至关重要。2022年，由于欧洲股市直接依赖俄罗斯能源，因此对能源价格上涨最为敏感;而在1990年，亚洲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如今，亚洲更加依赖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品运输，因此其下行风险似乎更大。

　　利率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所有四个时期均有所上升，尽管其贝塔系数差异显著。现有数据显示，盈亏平衡收益率往往会随着通胀的加剧而急剧上升，而实际收益率则反映了经济增长放缓和政策预期收紧之间的平衡。

　　政策应对措施也印证了这一点。在这些事件中，美联储均未降息;其中三次反而加息，1990年尽管处于宽松周期，却暂停了降息。财政政策或许能在短期内为经济增长和股市提供一些支撑，但由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已面临赤字压力，财政政策很可能伴随着收益率上升，从而限制其对风险资产的积极影响。

　　市场似乎不愿充分消化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如Simon White所指出的，或许大宗商品投资者比金融资产投资者对地缘政治风险更为悲观。尽管近几日，由于能源基础设施成为攻击目标，市场情绪有所减弱，但远期曲线仍然反映出市场预期未来能源价格将走低。

　　这就造成了一种明显的矛盾。要么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从而验证当前定价的合理性;要么宏观经济的影响开始在数据中显现。在后一种情况下，债券和股票都将面临风险，无论是由于不利消息导致的剧烈价格调整，还是随着预期转变而进行的较为渐进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