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刊发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署名文章《坚定践行全球治理倡议 持续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

　　文章称，当前，全球金融稳定体系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一是监管框架仍然碎片化，甚至出现“竞争性逐底”的倾向。近来，《巴塞尔协议III》等国际监管规则的执行受成员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出现摆动，可能会带来监管套利，削弱全球金融稳定体系。国际社会应积极落实已议定的监管改革措施，防范监管套利和风险跨境传导。二是数字金融等一些新兴领域监管不足。比如，对于快速扩张的加密资产市场和气候风险相关的监管框架，全球监管协调不足，监管取向大幅摆动并受过强的政治因素驱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缺乏统一监管标准。全球需要加强监管协同，补齐全球金融监管短板。三是对非银行中介机构的监管仍然薄弱。过去20年，非银行中介机构在全球融资中的比重大幅上升。这类融资稳定性较弱，透明度较低，杠杆水平不断上升，监管有待加强。

　　展望未来，以强有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构建多元、高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维护全球金融监管规则的一致性和权威性，是防范与化解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关键路径，也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应该继续坚持和努力的方向。

　　下附全文：

　　坚定践行全球治理倡议 持续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

　　潘功胜

　　2025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后，中国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个方面核心理念，深刻回答了全球治理赤字不断加剧时代背景下由谁治理、如何治理、为谁治理的重大命题，为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

　　全球金融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地缘冲突持续演进，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抬头，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加速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倡议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全球金融治理内容十分广泛，这里主要聚焦国际货币体系、跨境支付体系、全球金融稳定体系、国际金融组织治理四个问题，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倡议的重要讲话精神谈一些思考和体会。

　　一、推动新一轮国际货币体系变革

　　从历史看，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处于演进之中，国际主导货币的更替反映了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本质上是国家竞争力的迭代。17世纪，荷兰盾成为早期国际通用货币；18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英镑成为国际主导货币；二战后，美元确立国际主导货币地位并延续至今。

　　国际主导货币具有全球公共产品的属性，由一国主权货币来承担存在内在的不稳定问题。一是当主权货币国自身利益与全球公共产品属性发生矛盾时，主权货币国会更多考虑自身利益，影响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二是主权货币国的财政和金融监管问题、内部经济结构性矛盾不断累积，会以金融风险的形式向全球溢出，甚至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三是当出现地缘政治冲突、国家安全利益考量甚至战争时，国际主导货币容易被工具化、武器化。因存在上述问题，国际上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越来越多。过去10多年，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驱动力量，主要来自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金融层面，相关讨论也主要是在经济金融层面。当前新一轮的讨论，更多来自地缘政治层面。这方面的讨论大致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如何弱化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和负面影响，形成少数强势主权货币的良性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过去20多年中，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欧元于1999年诞生，目前在国际货币的使用中仅次于美元。二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国际地位稳步上升。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货币排名中稳居前三位；按全口径计算，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三大支付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位列全球第三。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发展，有助于推动主权货币国强化政策约束，提升国际货币体系韧性，更有效地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025年5月的一次演讲中认为，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美元的主导地位不确定性上升，欧元有望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继续朝着少数几个主权货币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格局演进。无论是单一主权货币还是少数几个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主权货币国都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强化国内财政纪律和金融监管，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

　　2025年4月24日至2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第51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会议，会议讨论了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等议题，重申支持强劲的、以份额为基础的、资源充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核心，期待各国尽快完成第十六次份额总检查下份额增资的国内批准程序。图为4月25日，第51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会议现场。中国人民银行供图

　　第二个方向，是由一种超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讨论比较多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从理论上看，特别提款权能够较好地克服单一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内在问题，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可以更好承担全球公共产品的职能，调节全球流动性并实施危机救助，具有成为超主权国际货币的特征。但在实践上，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在政治层面上面临着国际共识和驱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目前市场的规模、深度、流动性不足，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推动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需要各成员国在政治层面形成共识，而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操作层面，需要优化机制安排，逐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在分配和发行机制上，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配特别提款权主要用于危机应对，多采取一次性大额发行的方式，未来可增加常态化特别提款权发行并扩大发行规模。在使用范围上，需要积极推动私营部门和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在国际贸易、投融资活动中广泛使用特别提款权，发行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债券，提升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资产的作用，并建立适应大规模使用的特别提款权结算机制。

　　二、改善全球跨境支付体系

　　跨境支付体系是全球货币资金运行的“动脉”，是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融资、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依托，也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支撑。国际货币体系向少数几个主权货币并存演进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促进跨境支付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多元化的跨境支付体系反过来也将加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

　　近年来，传统跨境支付体系面临的问题逐渐凸显：一是传统跨境支付方式与新兴数字技术存在代差，效率低、成本高、普及性差等问题亟待改善；二是跨境支付需要协调不同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国际合作有待加强，对此G20等国际组织专门制定了改善跨境支付的路线图；三是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传统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容易被政治化、武器化，作为单边制裁工具使用，破坏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希望改善跨境支付体系的呼声不断高涨，新兴支付基础设施和结算方式不断涌现，推动全球跨境支付体系朝着更加高效、安全、包容、多元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未来会持续增强。

　　一是跨境支付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在币种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使用本币结算，促进更多货币的国际化使用，单一主权货币主导跨境支付的局面正逐步改变。在渠道方面，除传统的代理行模式外，新兴跨境支付系统、区域性多边支付系统等陆续出现，结算渠道更加多样，跨境支付效率进一步提升。经过10余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国已初步建成多渠道、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

　　二是支付系统和生态的互操作性不断提升。更多国家和地区延长支付系统运行时间、采用国际通用报文、推进快速支付系统互联互通，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以亚洲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大幅提高了零售支付生态的互操作性，极大便利了居民跨境支付。

　　三是新兴技术在跨境支付领域加速应用。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等新兴技术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等发展，重塑传统支付体系，大幅缩短跨境支付链条，同时也对全球金融监管和合作提出了挑战。智能合约、去中心化金融等技术也将持续推动跨境支付体系的演进和发展。

　　三、健全全球金融稳定体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国际社会主要依赖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的全球金融安全网进行事中事后救助。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进一步强化了金融监管规则等事前防范机制。

　　一方面，多层次的金融安全网持续完善。在全球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增强危机救助能力，强化政策监督职能，扩大政策监督范围。在区域层面，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拉美储备基金、亚洲清迈倡议、阿拉伯货币基金等相继建立，成为相关地区金融稳定的重要支撑。在双边层面，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通过货币互换机制，在危机时期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新兴市场本币互换合作也在稳步推进，中国人民银行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已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基于监管规则的危机防范体系不断完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对全球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发布《巴塞尔协议III》，增强银行机构的稳健性，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与实施，是少数全面落实《巴塞尔协议III》的经济体之一；已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已全部达标；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能为99%以上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障；出台并全面实施资管新规，影子银行风险大幅压降。

　　当前，全球金融稳定体系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一是监管框架仍然碎片化，甚至出现“竞争性逐底”的倾向。近来，《巴塞尔协议III》等国际监管规则的执行受成员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出现摆动，可能会带来监管套利，削弱全球金融稳定体系。国际社会应积极落实已议定的监管改革措施，防范监管套利和风险跨境传导。二是数字金融等一些新兴领域监管不足。比如，对于快速扩张的加密资产市场和气候风险相关的监管框架，全球监管协调不足，监管取向大幅摆动并受过强的政治因素驱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缺乏统一监管标准。全球需要加强监管协同，补齐全球金融监管短板。三是对非银行中介机构的监管仍然薄弱。过去20年，非银行中介机构在全球融资中的比重大幅上升。这类融资稳定性较弱，透明度较低，杠杆水平不断上升，监管有待加强。

　　展望未来，以强有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构建多元、高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维护全球金融监管规则的一致性和权威性，是防范与化解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关键路径，也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应该继续坚持和努力的方向。

　　四、完善国际金融组织治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起步，逐步建立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覆盖了国际政策协调、金融监管规则制定、多边开发机构等领域，成为开展国际金融治理的主要制度性平台，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全球发展格局变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和一些区域性金融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长期缺乏实质性调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占比明显低于在全球经济中的实际地位。国际社会还应关注，个别成员国奉行单边主义，将本国自身利益凌驾于国际金融组织之上，过度干预和影响了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和运作。国际金融组织需要与时俱进推进治理改革，动态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提升治理效率。

　　在诸多国际金融组织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于核心地位，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以份额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组织，份额规模决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危机救助能力，份额占比决定了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获取融资的规模。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占比没有能够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按照已达成的共识，尽快推动份额占比调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善治理、提升自身合法性和代表性的关键。此外，在完善治理结构的同时，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应进一步强化经济金融监督职能，客观评估全球和各国面临的风险，积极引导各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系；应加强对各国的政策引导，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

　　完善全球金融治理，需要各方加强对话与合作。中国人民银行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做全球治理倡议的坚定践行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多边主义之路，积极发挥大国引领作用，务实开展全球金融治理与合作，持续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