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总体来看，经济方面，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与能源独立使得其需求“内卷化”；全球贸易失衡虽有缓解但增速却长期萎靡；多哈回合停止区域合作却蓬勃发展。金融方面，美日欧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量化宽松；而中国在争取更多IMF话语权的同时，也开始打造平行的小“三驾马车”。地缘方面，中东局势越发混乱，俄罗斯也越发激进；而中国开始积极推行“一带一路”。可以说全球化体系正处于变革的关键期，这对中国这一代表性的新兴大国而言无疑是重要的机遇窗口。

　　如何理解这些重要的变化并且预见未来趋势呢？框架和逻辑的重要性不亚于观点本身。这几年来，我们发现前期的研究中，主要缺乏的可能是对全球化大趋势的系统性理解。受7年前的全球危机影响，我们曾以贸易失衡、国际货币体系演进为主线，以全球化三元分工为框架，将主要国别与区域的研究拼图整合在一起——但这些都只是全球化这个更大的拼图中的一部分。准确地说，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发展及其主要矛盾爆发的结果。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因此我们必须尝试跳出国别与区域研究，以更广阔的视角、更具系统性和历史感的框架进行分析。这就是全球化的不断演进和升级过程从1.0到4.0.

　　1492年美洲地理大发现后，全球主要经济活动区域逐渐被联系在一起，并不断加强，全球化便开始了。就像计算机，全球化的平稳运行依赖于硬件与软件两个维度的协调。全球化的表象是贸易、投资、货币、信息、技术、人员等“要素流”的跨境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经济体对外依存度与受外制约度不断提升。从经济的角度理解，全球化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与市场开放的不断发展——这是硬件。而我们划分的全球化1.0至4.0依据的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与规则(包括官方的与非官方的，权威的与约定俗成的)等——这是软件，解决的是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做大蛋糕以及怎么切蛋糕的问题。

　　优秀的软件可以更好地发掘硬件的潜力，而硬件的升级意味着软件也必须调整：这听起来很像是老生常谈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故事的全球化版本，但实际内容却更复杂，也更精彩。

　　首先，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1.0，到英国主导的全球化2.0，再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全球化规则的主导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全球化红利，但维持这些规则也需要相应的实力，全球化规则本身就是世界各国相对综合实力的镜子，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实力，其次是军事实力。因此，全球化体系的更迭可以看作强国相对实力变化导致的历时较长的制度周期的结果。其次，当老软件不能适应硬件发展的总量或结构性需求时，主导者首先会对软件进行DEBUG，并全力维护旧规则，但由于各类过渡版本的软件内核并无变化，经历时间或长或短，必然会向经历全面升级：升级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但趋势无法逆转。

　　例如，全球化1.5中虽然同时存在朝贡体系与殖民体系，但工业革命的爆发最终使得历史的天平倒向后者，随后全球化进入2.0体系，即英国主导的帝国殖民时代。再如，一战以后的全球化2.5体系中，虽然2.0体系中的基础金本位被复辟了，但其导致的货币战争和贸易保护却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冲击，并最终崩溃；二战过后，全球化3.0徐徐展开。再如7年前的全球危机，虽然这只是全球化体系演变在金融和经济两个切片领域的特殊样本，但却有重要的意义：美国和美元主导的全球化3.0模式具有先天缺陷，单极货币和需求驱动容易诱发全球贸易和投资不平衡，具有先天的危机基因。未来全球化3.0向4.0升级的过程虽然复杂，但趋势却难以逆转，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如何与守成大国博弈，无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挑战。再次，真实的历史远比任何小说精彩。经济实力，特别是各主体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虽然是全球化规则变迁的主要因素，但实际催化却千差万别。对全球经济这个大蛋糕而言，增长是加法，危机是减法，技术进步是乘法，而战争冲突则是除法，每段时期的主导因素各不相同。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是英国得以主导全球化2.0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打击，加上冷战的铁幕，则使美式全球化得以徐徐展开。有意思的是，我们之前定义的“三次失衡”都正是全球化各阶段突变或转折的重要事件：中英失衡与鸦片战争代表着东西方主导权的交接，欧美失衡的背后是全球化从2.0向3.0升级的洪流，而第三次失衡导致的全球危机则标志着传统的美式全球化的终结。

　　显然由于全球化版图与规则重构的过程十分复杂，新旧势力的此消彼长经常带来冲突，而老规则的破坏与停滞往往导致系统运行碎片化，区域主义、民粹主义抬头，甚至出现反全球化的倾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是最好的负面样本。我们之所以将全球治理作为中国策略的落脚点，客观上在于核均衡与和平发展的主基调下，战争显然不是上位可选项；主观上，中国实力提升后也在积极地适应从全球化规则适应者到制定参与者，甚至是主导者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