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宇(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美东时间9月20日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5.25%-5.5%区间，这让部分认为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在即的预期再次落空。并且，鲍威尔关于年内可能再次加息一次的“闪烁其词”，使得全球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美元持续保持高利率的焦虑情绪滋长，新一轮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窗口正在出现。

　　这种判断的依据主要来自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已经具有很强“公共品”属性，美联储在短期拉陡利率曲线并且将其在一定时间内保持高位，势必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美元回流，这一方面增加了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债务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得这些经济体本币贬值压力的缓解开始变得遥遥无期。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指向一个问题，那就是美联储的暴力式加息可能会给全球经济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就在今年的8月14日，被誉为全球债务危机研究“新剑客”的斯坦福大学的阿德里安.奥克利特(Adrien Auclert)以及哈佛大学的路德维希.斯特劳布(Ludwig Straub)等四名学者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一篇公开的工作论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进口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会通过工资价格螺旋上升，蔓延到工资性通胀，此时如果孤立地收紧货币政策，对输入性通胀的影响有限，但如果与其他能源进口国协调，降低世界能源需求，则会产生有效的影响。如果选择使用财政政策，特别是能源价格补贴的方式应对通胀，那么可能会使个别能源进口国免受冲击，但对其他经济体有很大的负外部性。”

　　虽然这一研究的切入点是进口能源价格，但其发现却非常具有启发性。从内在逻辑来看，可以发现三个结论：其一，单独依靠货币政策来应对输入性通胀的作用有限；其二，降低通胀需要和其他国家合作；其三，对美国消费者的财政补贴会给其他经济体带来负外部性。

　　即使这一判断已基本属于常识，但由美国学者讲出来却极富深意。这充分说明，美联储“任性”的货币政策正在引起越来越多质疑。根据这一分析逻辑，还很容易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美联储依靠紧缩货币来实现2%通胀目标的政策不仅很难奏效，并且还会逐渐损坏全球其他经济体对美元的信心。

　　有意思的是，刚刚过去的9月22日，美联储理事、来自科罗拉多州的独立社区银行家米歇尔.鲍曼在对当前经济和货币政策发表演讲时强调：“基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最新通胀数据显示，整体通胀上升的部分原因是油价上涨。我认为能源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且会扭转近几个月来我们在通胀方面看到的一些进展。”鲍曼的这一发言似乎对美国此轮通胀的类型进行了定性，那就是输入性通胀。一般来说，这种通胀存在于开放型经济体中，主要由外部因素传导到国内，继而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涨。

　　分析美国的通胀，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合作。美国劳工部的CPI同比数据显示，从上世纪末期开始，美国物价总水平一直保持在一个较低区间。从1991年的4.2%，到2001年的2.8%，再到2012年的2.1%和2020年的1.2%。这一物价走势和上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经济全球化走出了一个显著的正相关。依托在研发设计、金融、物流和品牌管理等服务业领域比较优势，美国企业将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制造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继而再进口到国内进行消费，这一分工模式确保了美国企业在全球资源配置的高效率，美国消费者也能够享受到生产成本降低带来的低物价商品。但一个让美国消费者恐怕很难接受的事实是，他们可能很难再回到过去习以为常的低物价时代了。近年来，从“小院高墙”到“芯片法案”，再到“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计划(IMEC)，部分美国政客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一味在打压中国相关产业和技术的政治短视上越走越远。

　　在全球经济增速下降的大背景下，利差扩大令新兴市场国家汇市继续承压，全球债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正在增加。IMF今年7月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2年3.5%的估计值下降至2023年和2024年的3.0%，更多经济体可能会陷入主权债务困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美联储官员一再强调持续加息没有令美国经济出现颓势，但根据IMF7月的这份最新报告，美国2023年实际GDP的预测增速只有1.8%，远低于中国的5.2%。这再次说明，“特立独行”的美联储迫切需要进行反思，他们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