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出路不在于一个或几个大国的主导，而在于基于全球各国民主协商的合理制度设计，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制度化。

　　刘元春

　　近来，“去美元化”似乎出现加速势头。我们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五十年：美元本位评估与未来体系展望》一书中也曾提出，当前美元本位的内在矛盾突出，难以胜任未来全球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需要。

　　不过，把握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仔细识别“去美元化”的新现象是否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地位迎来拐点性变化的信号。这需要将这些新现象放在更广的历史纵深维度把握。研究美元史可以看到，尼克松时期,“牙买加体系”出现，美元与黄金脱钩，成为信用货币。当时，学界讨论的焦点是由于与黄金脱钩，美元将会失去它的霸权地位。但事实上，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元霸权地位也没有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就出现根本性变化。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美元国际霸权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自“牙买加体系”以来，每十年都会讨论由于金融动荡引发大家对美元所面临的新特里芬“两难”的讨论。当前，我们需要辨识，目前全球范围内的滞胀和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所引发的美元在支付、结算、储备等三大功能上的弱化，是不是历史演变中的一次波动，与过去十年一次的金融动荡是同一种范畴。根据我的判断，当前的新现象的确具有拐点性的意义。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崛起带来了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出现根本性变化，经济格局和地缘政治力量发生了拐点性变化，这是不同于过去美元地位波动的新变化。但这一变化是否与尼克松时期“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影响力相当需要进一步观察。因为“牙买加体系”把美元从“黄金枷锁”之中解放出来了，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但当前经济格局和地缘政治的大变化一定是弱化美元的国际地位的。

　　二是决定一种货币的国际基础货币地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根本影响因素在于主体国家的货币支撑力。货币支撑力不仅来源于经济交易，还来源于安全资产以及对未来风险的控制。军事力量和全球风险的控制力是其中的核心力量之一。目前看美国对全球军事控制力还没有发生变化，美国的创新能力还在持续提高，同时，虽然近年来美国经济运行没有那么强劲，但不能说算差。因此，即使当前出现的“去美元化”新现象的确具有拐点性的意义，我们也一定要认识从出现这个拐点信号到发生质变的周期会比较漫长，需要用更长的时段来跟踪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地位的变化。

　　三是不能把人民币国际化简单等同于“去美元化”。需要强调，美元国际地位下降并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充要条件，虽然美元地位变化与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一定程度上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但这不是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或简单的线性关系。一是人民币不能天然、自动地补位美元地位下降的空间；二是即使美元的地位可能出现反弹，也并不意味着人民币没有国际化提升的空间；三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很可能来源于日元、欧元以及英镑的国际空间的下降，要更多注重欧元、日元、英镑在国际地位上的变化。目前看来欧洲经济式微态势远远大于美国经济，未来欧元国际地位会更有可能出现被挤出的现象。

　　简单地认为中国经济地位提升、美国经济式微，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去美元化”的硬币的另一个面，那就太简单化了，很可能会步入新误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定要有更宽的视角，不能简单用零和博弈的思维、用对标美元的思维。换句话说，即使未来美元的基础货币地位回升也并不等于中国不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一定要筑牢自己的基本盘，尤其要在交易、支付、投资、储备等方面的支撑力上走出稳扎稳打的路径。我们要抓住当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契机，这需要在国内金融市场、国内金融监管的基础设施和全球支付体系再造上有相应的新举措。

　　一个运行良好的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全球公共品应该满足公共性要求。从原则上来说，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出路不在于一个或几个大国的主导，而在于基于全球各国民主协商的合理制度设计，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制度化。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彻底摆脱了金属货币的桎梏，从“牙买加体系”到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则要彻底摆脱主权货币的束缚、创建全新的真正的国际货币。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要从过于分散化和市场化的制度安排进化到基于更高理性的规则和管理的体系，从而在全球流动性提供、国际收支调节、全球金融稳定以及国际公平性等方面做得更好。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