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国家发改委启动了5省8市的低碳试点工作，深圳是第一批低碳试点城市。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深圳的绿色低碳转型成绩斐然。深圳的低碳转型之路对当前地方政府有哪些启示？当前地方政府该如何推进“双碳”工作？围绕着这些问题，财联社采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

在唐杰看来，低碳经济的本意不是也不会约束经济增长，同时也不是、不会给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带来不便。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还有一段路要走，我们要在提高能耗产出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上下功夫。也是在这样的思路下，深圳从多个方面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抵消了人口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碳排放，化解了碳达峰与经济较快增长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国内的很多城市，深圳发挥有为、有利、有效的政府作用升级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提升能源效率，深圳的经验是否有可复制性？对此，唐杰认为，深圳的绿色转型也不是依靠补贴花钱来实现的，地方政府推进“双碳”工作不能简单采取花钱、给补贴的方式。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政府在协调组织、提供服务、制定规则和标准方面做好工作，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对于地方政府推进“双碳”工作，唐杰还给出了多方面的建议，包括：地方政府要提高治理能力、政策要有可持续性、要创造一个企业愿意投入双碳领域的商业机会和空间等。

“绿色低碳的本意不是约束经济发展、给居民生活和企业带来不便，要提高能耗产出效率、能源利用效率”

财联社：有人担忧，减碳会约束经济发展，加上疫情加大了地方经济增长的压力，当前地方政府还顾得上“双碳”吗？

唐杰：低碳经济的本意不是、也不会约束经济增长，同时也不是、不会给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带来不便。从能源弹性消费系数的角度来讨论，如果每增加一个单位的GDP可以消耗更少的能源，或者每消耗一个单位的能源可以产出更多的GDP。使能让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让人们能够享受到更美好、更便利、更舒适的生活。

当单位产出能耗和单位能耗碳排放双下降，即单位能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不仅会提高产出、推动经济增长，还会带动消费水平的提升，带来更便利、更现代化的生活。比如，过去家家户户使用钨丝灯泡照明，现在更多使用更亮且能耗更低的LED灯。通过技术的演进提高了能耗利用效率，拥有了更便利的照明方式。实际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越发达的国家，越是灯火通明。目前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能耗产出是我国的三倍，当我们的能耗产出提升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的老百姓享受到更好的生活。

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还有一段路要走，我们要在提高能耗产出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上下功夫。为了减碳而采取拉闸限电等运动式减碳，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

当时深圳就是按照提高能耗产出效率、能源利用效率的思路，探索低碳城市建设。如今回过头来看，深圳经济增长从带动碳排放量上升转为下降。即当碳强度下降速度持续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时，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进入了碳达峰的平台期。

“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化解碳达峰与经济较快增长的矛盾”

财联社：深圳具体是如何做的？

唐杰：2010年国家发改委启动了5省8市的低碳试点工作，深圳是第一批低碳试点城市。深圳进行低碳城市建设时也面临着经济和人口增长与碳排放的问题。在结构不变时，碳排放与经济和人口必然成比例增长。为实现能耗增加，单位能耗中含碳量下降。深圳从多个方面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提高了能源效率，抵消了人口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碳排放，化解碳达峰与经济较快增长的矛盾。目前，深圳的能耗产出效率、能耗利用效率和OECD国家差不多。数据显示，2010-2020年深圳经济增长1.34倍（年均8.9%），人口增长69%(年均新增人口71.9万人)，两个五年分别带动碳排放增长3.25倍和3.43倍。但通过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提升能源效率，推动碳排放进入平台期。

第一，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首先，提高现代服务业的比重。现代服务业具有低排放高产出的特征，2010年至2020年，现代服务业占地区增加值比重从36.5%上升到49.2%，提高了12.7%，碳排放占比仅从9.8%上升至12.1%，提高了2.3%，结构占比提高是碳排放占比提高的5.5倍。

其次，做大做强制造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通过制造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单位制造业增加值的能源消耗大幅下降。2010-202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从37.4%下降到32.1%，能耗占比从43%下降至31%，下降了12个百分点，单位能耗产出提升了1.2倍。

第三，积极调整能源结构。深圳在调整能源结构中做了很多的工作。一是淘汰落后技术和设备。淘汰制造业企业小型自备电厂，减少一次能源燃烧量；更换电机2万多台，提升能源利用效率20-30%。二是交通电动化。替换燃油公交车、出租车，汽油尾气不见了，也大大降低了交通系统的碳排放量。2017年深圳在全球率先实现公交全面电动化，2018年成功实现出租车全面电动化，成为全球领先的绿色公交城市。三是推行绿色建筑，加强合同能源管理。2007年后，深圳新建民用建筑全面实施绿色设计，2015年新建工业厂房全面推行绿色建筑标准、开展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推行大型公共建筑合同能源管理等措施，显著降低了建筑物用电增长。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能源结构中要提升电气化的水平。调整产业结构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多数城市可以先下力气提升城市电气化水平。深圳在提升绿色能源使用比例和电气化水平方面，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加大和南方电网合作。当时南网自身也在探索绿色转型，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比重。深圳和南网合作，引入南网可再生能源占比稳步提高的外调电。2020年一次能源终端消耗占比下降为49.8%，外调电占比上升为50.2%，外调电替代一次能源终端消耗12.8%，外调点及南网排放因子下降，实现碳排放减少1174万吨（相当于2020年碳排放的16%）。

财联社：制造业结构调整会不会带来产业空心化？

唐杰：减碳不是不要制造业，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时深圳制造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深圳主导产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出占比持续上升，能源占比大致稳定，强化了深圳产业低能耗低排放的绿色低碳优势。2010年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为62.2%，2020年提高为68.9%，增加值占比始终是能耗占比的2.2倍以上；二是新能源汽车、医药制造业和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制造业占比从6.5%上升为10.5%，增加值占比与能耗占比从0.5提高为1，单位能耗产出效率提升明显；三是20个中低端制造业行业增加值占比从12.1%下降至6.1%，能耗占比从26.7%下降至16.7%。四是四个高耗能材料加工行业增加值占比从15.6%下降至11.5%，能耗占比却上升0.8%，行业转型升级较为缓慢。

制造业的升级是产业内部的升级，是从低端走向高端的转型升级。深圳产业从重量化向轻型化、高科技化升级的同时，单位制造业增加值的能源消耗也大幅下降。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深圳发展新能源汽车，既升级了汽车产业、保持了制造业的稳定，同时新能源汽车的单位能耗大幅下降。

“不能简单通过花钱补贴推进‘双碳’工作，要坚持市场化”

财联社：相比国内的很多城市，深圳的经济基础好，政府有能力做很多事情。比如，深圳有资本进行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等。深圳的经验对其他城市是否有可复制性？

唐杰：深圳从偏僻的小渔村发展起来，深圳的绿色转型不是依靠花钱来实现的。实际上，地方政府推进“双碳”工作，也不能简单采取花钱、给补贴的方式。补贴不一定是好政策，政府推行某个新技术的时候不一定要给补贴。比如，之前的光伏补贴政策就暴露了很多问题。而且，必须要警惕的是，政府花钱一定会产生挤出效应。

推进“双碳”工作，地方政府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政府这只手要在协调组织、提供服务、制定规则和标准方面做好工作。以此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企业有钱可赚。更好得发挥好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最终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的多赢。以深圳采取的推行大型公共建筑合同能源管理等措施为例。深圳市政府提出“十二五”公共机构单位面积能耗下降20%。按照传统方式，政府直接掏钱购买用能设备。但如果全部由财政买单，将是一笔巨大的政府投入。为解决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深圳确立了“依靠市场、完善政策、建立标准、规划路径”的“四位一体”工作思路，采取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解决问题。由财政部门按项目业主单位改造前原有的预算标准或能耗定额全额拨付给项目业主单位，用于支付实际发生的水电费、节能效益和节能奖励资金，解决“无钱可付”的问题。大大激发了各单位实行节能改造的积极性。而节能服务公司与用户签订能源管理合同、约定节能目标，为用户提供节能诊断、融资、改造等服务，并以节能效益分享方式回收投资和获得合理利润。企业有利可图，低碳技术就被自然推广开了，现在深圳越来越多的写字楼采用能源合同管理的方式。另一个案例，深圳市制定了民用建筑用电定额标准，对超限额用电的，实行阶梯价格。使深圳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建设和使用绿色建筑。如果建设和使用绿色建筑的话，就不用按照阶梯电价的付费，计算下来绿色建筑比较划算。

财联社：总结来看，深圳低碳城市的探索还有哪些经验值得其他地方政府借鉴？

唐杰：2010年国家发改委启动了5省8市的低碳试点工作，深圳是第一批低碳试点城市。在这批试点城市中，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关键在于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不能依靠简单学习或者复制其他地方城市的经验。

深圳作为一个位于沿海地区、经济发达、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非能源城市。在建设低碳城市的探索过程中，深圳政府的作用，应当准确描述为“有为、有利、有效”。深圳习惯把中央的要求变成一个细致的标准体系、一套办法来推广。推广之后有了效果再往上不断加新的东西，一点一点推进。最终发挥出 “有为、有利、有效”的作用。

“政府推进‘双碳’工作要有一套细致的标准体系”

财联社：对于当前地方政府推进“双碳”工作和绿色转型，你有哪些建议？

唐杰：首先，碳达峰是一个平台的概念，要给地方政府时间。达峰不是某一时点碳排放的数值，而是阶段性的碳排放总量趋于稳定。不是2031年的碳排放量要比2030年要少。未来还有30年要做碳中和，技术的变化还很多。政策要考虑到各地平台期，可能不同的地方政府平台期会或长或短。

第二，要比较明确做碳排放的责任，关注公平问题。不仅仅要明晰生产端的碳排放责任，也要明晰消费端的碳排放责任，尤其是能源消费方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说，大量的电是从内陆不发达区域送到发达区域，不能让能源生产地或者落后地区承担更大的责任，而应该使消耗电力更多的发达地区承担更多的责任，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

第三，地方政府要提高治理能力。从出台一个政策，把口号变成观念，到变成标准以及可实施的方案，建立一套细致的标准体系。比如，从城市碳排放公平问题出发，不能让低收入者、能源消耗较少的人承担更高的责任。深圳的一个做法是——实行阶梯电价。深圳会测量好平均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电力消耗，在此基础上制定阶梯电价。让居住面积更大，使用电量更多的人，承担更高的电价和碳排放责任。

第四，政府政策要有可持续性。坚持小步快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深圳在探索低碳城市，调整能源结构时，其中一个措施是全面推广新能源汽车。从提出发展新能源车到最后完成，大约用了六年，在此过程中遇到很多的难题。比如，推广电动大巴车时，公交公司不接受，提出成本高、电池占据公交车空间导致载人人数减少、没有地方充电、没有地方维修等等问题。政府就逐个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针对充电桩不够的问题，政府就去部署充电桩，但并不是政府掏钱去做，而是政府建立统一的充电桩标准，引入社会资本，解决充电问题。

第五，地方政府要创造一个企业愿意投入双碳领域的商业空间和机会。ESG对于考量企业固然很重要。但地方政府在推进双碳工作时，更要考虑的是如何激发企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要给企业创造能够赚钱、能够盈利的机会和空间。这样，既能大规模推广绿色低碳高效的能源使用方式，又能让企业获得快速发展。如当年深圳发展新能源汽车时，就给比亚迪创造了市场。深圳市政府先购买了300辆比亚迪的新能源车，成立了新能源出租车公司，后来采购数量逐渐增加到两千辆。我们可以看到，在推进双碳过程中，政府的有为可以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社会降低了能耗、企业实现了发展、政府增加了税收。

最后，每个地方政府在推行双碳的过程中，都有各地自身的条件和经验。总的来说，走得快慢或推行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能否引入新技术，通过技术结构升级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和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第二，新技术能不能成长为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第三，新技术成长为新的企业后，能不能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应用场景越多，地方政府就会在低碳之路上走得越快。在这三个因素中，要发挥政府的创造性作用，培育企业的创造性能力，激发政府和企业（市场）合力，才能更好推进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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