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评论员 余蕊均

鼓励生育养育的“国家礼包”应声落地。近日，国务院印发通知，要求自今年1月1日起，纳税人照护3岁以下婴幼儿子女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婴幼儿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增至七项。

20多天前，“将３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就已被写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通知来得如此之快，让一些婴幼儿家庭感到惊喜，“看到了决心”——减税，不只面向企业，还要落到个体。

事实上，早在2018年设立专项附加扣除制度之初，曾有不少学者建议个税改革应考虑0~3岁婴幼儿的抚养问题。但当年底印发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中，“子女教育”抵扣明确只针对3岁以上子女。

当时有关部门解释说，0~3岁婴幼儿主要由家庭抚养照护，少数在托育服务机构的全日托婴幼儿也主要以看护照顾服务为主，不属于“子女教育”范畴，“因此不宜纳入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但日趋严峻的人口形势，出生人口连年走低、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不仅倒逼相关政策加速调整，且刻不容缓。尤其是“七普”数据公布以来，面对1.3的总和生育率，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密集跟进，向着提高生育意愿挥去。比如将婴幼儿照护费纳入专项附加扣除，从提出研究到正式实施，仅6个月。

与此同时，近期公布的2021年统计公报更让这种紧迫感再度升级。

一方面，全国人口净增48万人，自然增长率仅有0.34‰，“人口零增长”的警钟已然敲响；另一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1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线（0.34‰），其中10个省份为负值。

从地域分布看，东中西部皆有之，并非“东北现象”。根据公报数据，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在各地普遍存在，江苏、湖南、河北等地还首次出现了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的情况——这也意味着，人口自然增长的拐点已至。

当然，作为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的“动态求和”，这个“拐点”并非不可逆。以上海为例，1990年至2020年间，其人口自然增长率曾三度“回正”。说到底，还是要想方设法提高生育意愿，向出生人口要增量。

此前，国家卫健委总结了导致出生人口降低的三点因素，一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二是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三是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顾虑。

不可否认，短期内很难扭转前两个因素对生娃的影响，但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方面，各级政府及配套政策无疑还有很大的“施展空间”，改革的、制度的，大有可为。关键在于供给与需求能否精准匹配上，进而有效破除萦绕在适龄青年身边的种种“犹豫不决”和“望而却步”。

可喜的是，除了前述国家层面的设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很多地方也在为鼓励生育养育“发红包”，比如，多地相继推出延长产假、增设父母育儿假等措施，来优化生育政策。而在公共服务资源方面，有的地方开始加码托儿所、幼儿园配套建设等。

截至3月29日，除福建、山东、陕西、西藏、新疆外，全国26个省份完成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删除不适应人口形势变化的规定，同时明确延长产假、增设育儿假、增加普惠托育服务等措施。

不过，在个别地方，有些措施在实际落地过程中也出现了“育儿假卡壳”“企业员工两头苦”等现实问题，亟待各地各部门细化解决。如何营造生育友好型环境、建立健全生育成本共担机制，仍需继续探索。

可以肯定的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既离不开真金白银投入，更需要真刀真枪落实。面对人口自然增长率发出的“警报”，各地务必拿出积极有效应对的办法，精准投放公共服务资源，找准“痛点”、完善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