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走向是判断未来全球经济走势的关键。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二季度GDP环比折年增长2.3%，低于预期的2.5%，这是否意味着高盛报告所指出，美国经济并未如预期的那么好？美国经济还将经历哪些波折？

　　近两年，美国经济表现出较为积极的复苏迹象，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2.4%，延续2013年经济稳定复苏的势头。劳动力市场状况的不断改善、投资支出的日渐回升、“再工业化”和制造业的重新回归、潜在需求的稳步释放、企业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以及QE政策退出后的资金回流增加等都奠定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基础，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贸易赤字已有明显减少，从2004~2008年均在6000亿~7000亿美元之间，降低到近年来的每年4000亿~5500亿美元之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在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或继续衰退(如欧盟)，或增长减缓(如新兴经济体)这样的分化增长的大背景下美国经济显得较为出色。

　　然而，从长期来看，制约美国经济社会的众多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双低一高”(“低增长、低就业、高债务”)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美国真正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强劲复苏仍需时日。

　　美国经济增长仍然低于潜在增长率水平。2008年之前，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为3%，通胀率为2%~3%，名义GDP增长率为5%~6%。2008年以来名义GDP增长落后趋势线15%，并且低于潜在增长率。近期世界银行将2015年美国GDP下调0.5个百分点，至增长2.7%，强劲增长仍未可期。

　　美国国民实际收入的年均增长高于4%，工资水平已开始回升，今年第一季度，企业在工资和养老金等福利方面的开支同比上升了2.6%。但美国经济“二元现象”依然严峻。经济结构中，高附加值的金融、研发设计行业和相对低生产率及低附加值的低端服务业构成美国产业结构的两极。数据显示，2015年7月为54.8，为5个月来的最低值，而2013~2015年的平均值为56.43。另外，最新美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美国制造业库存上升2.4%，而销售下滑2.2%，现库存已达到1.75万亿美元，显示制造业复苏和回归仍任重道远。

　　美国就业市场显著复苏，在2009年达到10%高位后，美国失业率今年5月降至5.5%，接近于多数联储官员认为代表充分就业的5%至5.2%的水平。劳动力结构中，美国就业大军越来越向高学历、高技能和低学历、低技能两端倾斜，中高技能的技术工人岗位缺失依然严重。随着劳动力人口减少，使就业参与率降至62.6%，为1977年10月以来最低，闲置劳动力导致的就业缺口依然较大，根据美联储预测，美国就业缺口比均衡水平低1.2%。

　　巨额联邦政府债务是一个较大拖累。困扰美国的财政悬崖问题得到了很大缓解。2014财政年度，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占GDP之比已降至2.8%，2015新财年预算案公布的财政赤字为4740亿美元，占GDP的2.5%，大大低于2009财年9.8%的水平，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快速上升势头得到遏制，但偿债来源与财富创造能力的偏离度仍处于极高水平。经济筑底回升和财政巩固使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增速快于经济基本面与财政收入的状况得到遏制。

　　经过长达6年的恢复，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结束使美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家庭财富的增加与就业市场的持续改善较好地支撑了居民消费，在融资成本较低、产能利用率和商业信心提升等因素刺激下，私人投资逐渐活跃。得益于经济恢复，2014财年联邦政府赤字率从上一财年的4.1%明显收窄至2.8%。但是，各级政府债务率仍处于319.3%的全球最高水平之列，可用偿债来源与自身财富创造能力严重偏离的状况并未改善，2014年美国政府债务总额达18万亿美元，历史上首次超过GDP.

　　美国贫富差距接近百年来新高。根据美联储消费者金融调查显示，2008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低下层家庭的财富只占2013年美国整体财富的1%，而最富有的5%美国人却享有整体财富的63%，且所获得的收入比例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呈下降态势，美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财富不均状况接近百年来的最高水平。

　　此外，需要密切跟踪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全球及美国自身经济产生的影响。美联储在削减购债计划并最终实施利率正常化的过程中，如何掌控刺激信贷、投资和消费等一系列政策的退出时间至关重要，情况也较为复杂，为美国经济复苏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可以说，美联储退出QE，这是美联储从过去10年量化宽松周期开始转向常态周期的新开始。鉴于美元在决定全球流动性方面的核心作用，一旦掌握全球货币“总阀门”的美联储结束资产购买计划之后，全球的货币基数将由停滞转为下降，势必导致全球总体“资金池”水位下降。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

　　随着美元进入强势周期，甚至加息周期将会使许多以美元计价的新兴经济体海外债务风险暴露，大大增加全球经济金融的溢出风险，加重部分新兴经济体国际债务的偿债负担，导致违约风险剧增。特别是在希腊债务危机再起、欧债风险挥之不去、新兴市场大幅波动、本国货币贬值、资本出现外流的大背景下，美国必须要顾及和承担起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和国际政策协调的重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