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这场大规模限电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像一只苍茫原野上的犀牛，缓步走来，有些人事先发现了蹄印，有些人甚至看见了它的身影，但始终不曾设想它是冲我们来的，直至犀牛走到面前。

下半年来，广东、广西、云南、江苏、浙江、宁夏等省区陆续发布了“有序用电”的通知。

有人说这是“史上最严限电令”“规模史无前例”，但起初，要求也没有那么严，范围并没有那么大。

例如广东，5月份执行“开五停二”错峰用电方案，6月份升级为“开三停三”，9月份升级为“开二停五”，有些地区甚至是“开一停六”，错峰日只保留保安用电负荷，占总负荷15%以下。

又如发电大省云南，5月份“应急错峰限电”，错峰限电量为10—30%；7月份实施第二轮规模限电，要求有色金属冶炼等企业降低25%用电量；9月份发布“能耗双控”通知，钢铁行业9月排产产量调整至11—12月生产，水泥行业9月产量在8月基础上压减80%以上，工业硅行业9—12月份月均产量不高于8月产量的10%（即削减90%）。

以上只是工业领域，离普通人的生活较远，难有直接感知。

接着，“东北限电”登上热搜，限电范围扩大到居民用电，而且从有序用电变成拉闸限电，事发突然，很多人措手不及。

对此，国家电网工作人员回应：东北地区已经首先对非居民执行了有序用电，但是在执行后仍存在电力缺口，目前整个电网有崩溃的危险，才采取了对居民限电的措施。电力供需紧张情况缓解后，会优先恢复居民用电，但目前时间未知。

究竟为什么会限电？坊间出现了不同猜测。

币圈人士猜测，是虚拟货币“挖矿”耗去了太多电力。

二次元爱好者猜测，是为了“集中电力产生光源照射迪迦奥特曼”。

“大棋党”猜测：限电是为了打赢对美国的金融战，“大国对赌，赌谁先熬不住”。

以上三种猜测的胡扯程度严格递增。

真实原因恐怕更为复杂，难以一言蔽之，让我们尝试梳理其中几条。

1煤电供不应求

① 需求端：复工复产以来，全国用电需求迅猛增长，同比涨幅接近15%。

② 供给端：我国火电发电量占比超过70%，而今年煤炭价格飙升——去年此时，秦皇岛5500大卡动力煤综合交易价格约为563元/吨，目前为1079元/吨，接近翻番——电厂煤炭库存处于历史低位，“一煤难求”“跨省寻煤”。

另外，有人认为，目前的煤电短缺根源在于去年12月的“澳煤禁令”。这一点恐怕没有太多数据支持。2020年中国电力行业煤炭消费量超过20亿吨，同年进口澳大利亚动力煤（发电用煤）4235万吨，占比很小。BBC也认为，“贸易禁令难以产生决定性影响”。

不过，澳煤清零显然助推了煤价飙升。又逢蒙古国疫情反复，影响了蒙煤进口。

③ 2020年1月1日起，实行了15年的煤电联动机制脱钩。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指导意见，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按“基准价+上下浮动”确定，上浮不超10%，下浮原则上不超15%。

也就是说，需求暴涨，煤价暴涨，而市场化电价机制没有完全形成，所以电价不会也不能暴涨，电厂普遍亏损，煤炭库存不足，由此影响了电力供应。

2能耗双控

所谓“能耗双控”，就是既控制能源消耗强度（单位GDP能耗），也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将能耗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有意倒逼各地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一条低碳发展道路。

然而8月，发改委印发了《2021 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广东、江苏、福建等省区亮起红灯，能耗强度同比不降反升。

第四季度转眼将至，全年目标怎么办？于是各地迅速开启整改“清零”行动，临时性、强制性、层层加码，限电停产。

本意是希望长期规划，却换来短期突击。

虽然中央多次强调，避免“一刀切关停”，纠正“运动式减碳”，但从目前来看，纠偏效果有限。

就在昨天，《人民日报》旗下侠客岛公众号再次发文，点名批评运动式、突击式的拉闸限电。不知能否改变现状。

3保护出口企业

限电停产，也确实保护了一部分出口企业。

全球疫情，国内复产，使得大批订单涌向中国。但这些订单并没有带来相应的议价权，反而加剧了出口加工企业的内卷。在成本暴涨、国际运费暴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仍有一些企业盲目扩大产能。

一旦疫情形势、供需关系发生变化，很可能对这些企业造成毁灭性打击。限电停产的安排，客观上确实让这些出口企业“冷静”了。对于这一点，下文中谭雅玲老师有详细论述。

限电政策还有哪些原因，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让我们再来看看大头们的分析。

我所在的很多企业家群里，有不少企业家对停电限产政策有一些抵触心理，他们认为这阻碍了企业的生产，但他们只是站在企业的一亩三分地考虑问题。

疫情之前，我们就在去产能，去存库。如今，国外制造业因疫情尚未复工，国内企业看到订单需求，拼命加码产能。

但因为原材料价格疯涨，海运价格几倍上涨，人民币汇率升值，国内用工成本也不低，这些因素叠加，出口企业生产越多，亏本越多。而且，一旦国外复工，国内的产能就会严重过剩。

从国家角度，宏观调控政策是越来越成熟了，会根据企业的实际状况出发。停电限产政策的初衷是把控节奏，按下暂停键。

对于企业而言，虽产能被压制，但也能稍作冷静，借空挡学习，往技术和创新方面去思考。

同时，停电限产政策还有两个间接的正面影响。

第一个，这波原材料的上涨，跟生产力没有太大关系，反而是跟经济复苏和开工的炒作情绪强相关。这意味着，政策对国内产能的限制，能缓冲企业对原材料的追逐，减缓原材料疯涨速度。

第二个，原材料疯涨，中国企业进口原材料的势头又这么猛，但生产了货品不见得都能出口，即使出口还要亏损。因此，是外资在获利，也在侵吞和挤压我们的利润空间。

现在中国股市上涨很快，对应到企业端，企业生产却不获利，反而是资本运作的作用。股市上涨又跟北上资金有关，外资都是高手，有套利和对冲的动机，这就涉及到资本博弈，使得国内企业的风险增大。

这时，我们主动停电限产，也是给外资以警示。

当我将以上分析告诉企业家群体时，他们表示认同和理解，也会认为政策是在保护他们。

企业家群体判断宏观形式若只有企业视角，就会受限。从全局角度去思考，心态就会平和一些，最终做出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调整。

此外，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还需要配合一些情况说明会、经济形势报告会，来帮助企业正确认识政策的初衷。

我刚从广州回来，几个做中小企业的朋友都被限电停产了，不是一家两家，是整个园区，限制到日常所需电力的1/3。所以他们不得不让一些工人回家，留下少部分骨干。

我还有一个朋友在江西投资了一个制造业大项目，准备投产了突然被叫停，说是在“双碳”背景下要重新审查。

也有朋友在某省已经投资了，省里也给了能耗指标，但由于省里要对冲的那部分能耗任务（比如增一减二）没有完成好，导致也要再审。他告诉我，很多像他这样的人，现在经常在北京碰到，因为大家和省市的官员一起去疏通。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特点，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中国制造业的突出特点是门类全，配套强，从原材料开始到最终成品，一层层有多个加工环节，相当于“反复制造”，加上半成品运来运去，所以能耗较大。

这是由中国经济特征决定的。随着结构调整，将来压力会减少，但这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个人福祉的提升，人均能耗是一个重要指标。能耗高，往往生活水平也高。能源使用不是越低越好，但碳排放确实越少越好。

所以在思想上，不要把能耗简单当成负面的东西，而是要努力实现“减碳型的能耗”，也就是更多使用可再生能源，减少化石能源的比例，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中国单位GDP能耗强度一直减少，经常提前完成年度预定指标。在当前整个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需要在稳增长、稳就业和降耗、减碳之间更好地平衡。

1. 注重精细化。有些楼堂馆所、道路用电不经济，可以先压缩，而生产性用电要尽可能顾及。

2. 更加注重用科技手段减碳，而不是行政手段一刀切。

3. 逐步用碳排放的控制指标（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来替代能耗控制指标。如果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就可以做到“减碳而不降耗”。与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本质决定了它的成本将在今后持续下降，在大多数地区风电、光伏甚至可以比煤电更便宜，将来甚至可以实现电力成本接近免费，极大地改善生活和环境福祉。

4. 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创造碳汇、负碳等，对冲工业化进程中的高耗高碳。

限电停产的背后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首先，部分地区能耗在工业景气度高涨的情况下，确实还在提升。没有达成能耗强度降低进度目标和能耗消费总量目标的省市，这些目标是刚性的。因此，面对四季度用电旺季，提前进行能耗控制调控，是达到目标的必须做法。

其次，限电停产确实能限制工业产能扩张，一定程度上减少中下游工业品供给，抬升价格，让上中下游价格传导更顺畅，同时也熨平产能周期波动，避免未来的产能过剩甚至企业破产增加。

中下游工业进入壁垒相对较低，大量中小企业进入市场，总产能扩张，导致其定价能力差，上游成本的压力很难消化。

限电停产当然是短期措施，并非长效举措，但上游价格上涨的因素也可能是相对短期的，即疫情因素导致的全球中上游产能恢复较慢。用短期的手段应对短期的问题，似乎是合理的，前期国内钢铁限产能，对铁矿石价格的抑制作用的很好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疫情因素导致的全球供给收缩可能是持续的，甚至有一部分产能的消失是永久性的，导致中上游的价格较难在短期内回调。同时高强度的限电停产是否会影响与往年一致的正常外需的满足，尤其是欧美圣诞节前的出口订单集中，也值得关注。

此外，预计政策层面将根据当前企业能耗、生产的综合情况，合理调整政策强度，加强弹性管理，不搞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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