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做法，为加税创造条件，牺牲的将是全球经济的活力和各国内生增长动力。

近日，G7财长会议在设定全球至少15%的最低企业所得税上达成了共识，该共识内含两大关键词：一是该规则适用于利润率至少为10%的跨国公司，超过这部分利润的20%将被重新分配，并在其经营所在国征税；一是各国将全球最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定为至少15%，以防范各国在税率方面“逐底竞争”。

其实，自20世纪20年代传统国际税收秩序成型以来，设定全球最低税率都是各国财政官员孜孜以求的。一旦该协议变成强制性协议，设定最低税率的做法，不仅将改变传统国际税收秩序，也将推动英国和欧盟国家清理开征的数字税。

对此，我国外交部回应称，中方认为包括G20在内的各国，都应务实和建设性地作出贡献，妥善处理各国的重大关切，在方案设计上体现包容性。

短期内能实现政企共赢

把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为15%，G7首先瞄准的是跨国公司的跨境利润。长期以来，跨国公司利用各国不同的税制结构，积极合法避税，这让一些企业“逃脱”了一些国家的高税负。而设定最低企业税率，就阻断了企业向低税率地区转移的路径。

此次G7能顺利达成协议，一方面是因为疫情肆虐下，各国政府竞相摊开“花钱之手”，制造了历史性财政赤字，为此不得不想方设法寻找税源。

另一方面，该协议若能最终达成最低税率，作为许多跨国公司的总部，美国就能将此前难以应收尽收的跨国公司税源揽入怀中。对其他国家来说，跨国公司在运营地纳税，也能缓解自身财政饥渴。

对这项协议的征缴主体，诸多世界知名企业高管表示接受。这并非单纯地“认宰”，各国达成协议有利于消除牵制资本自由流动的不确定性，让利润能够优化配置到更合适的地方。此举确能在短期内实现政企共赢，但这并不能说明此类做法就能一劳永逸。

“以盾当矛”，方法论错位

把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为15%，本质上是G7国家为自身修筑的税源护城河。在数字经济时代，此举成为各国政府抗拒市场稀释政府权力的一种“盾牌”。但即便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最终能实施，也不一定能填满各国的财政赤字，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

首先，税制是一种存量财富在政府与市场主体间再分配的形式。有效平抑财政赤字，最终需要的是未来的税收贴现平衡。发达国家抑制不住花钱的冲动，最终牺牲的是经济绩效和价值创造能力。

其次，全球最低税率是立足于凯恩斯的需求范式，并通过供给学派的理论工具来支撑政府的凯恩斯式需求管理，两者本身就存在冲突。G7国家不惜牺牲税收主权达成协议，绕不开被凯恩斯学派称之为“餐纸曲线”的拉弗曲线。

再次，全球最低企业税率“锚定”的竞争对手存在错位。目前G7国家将税源流失的大敌指向低税收的“避税天堂”。遗憾的是，真正的大敌其实反而应是经济全球化、经济数字化，以及数字技术对权力的稀释甚至终结。

G7国家可以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博弈，阻遏税率的“逐底竞争”，清除掉企业的“安全港”效应，但在数字经济时代下，要通过全球最低税率锁定税源，可能并不容易。

并非全球经济良性发展的加分项

在新冠疫情依然肆虐的当下，发达国家最应该做的是管住自身大手大脚花费纳税人钱财的习惯，降低财政和货币风险，管理好通胀，通过优化投资和营商环境，为市场主体做大蛋糕创造制度性保障。

当前，新冠疫情业已对市场主体的运营造成严重损害，通胀稀释了企业和居民的购买力，也干扰着市场主体的优化资源配置。类似做法虽为加税创造了条件，牺牲的却是全球经济的活力和各国内生增长动力。

同时，全球最低税率的托底协议一旦达成，各国政府营商环境的良性竞争就会受到不可逆的折损。毕竟，营商环境才是激活经济内生动力的顶梁之柱。总之，此举带有典型的政府先制造问题然后再寻找答案的印记，从中长期看，这一协议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不一定是加分项。

□刘晓忠（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