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上周日发表联合声明，两国同意在今年年底启动新一轮国际谈判之前，提出更强有力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新华社18日发布的《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下称《声明》）称：“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根据《声明》，两国还同意讨论具体的减排行动，包括储能、碳捕获和氢能发展。中国已经承诺采取更多行动，以实现2060年的“碳中和”目标。

  而此前在16日下午举行的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上，三国领导人已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中欧关系、抗疫合作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称，这再次彰显中国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坚定决心。

  同时，前述《声明》强调，中美两国均期待4月22/23日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双方认同峰会的目标，即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前提高包括减缓、适应和支持的全球气候雄心。

  复旦大学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刘永涛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中美双方都有意愿进行合作的一个领域。“这是一件好事，不仅对中国有益，也对全人类有积极意义。”刘永涛称，“应对气候变化已被全面纳入我国‘十四五规划’，这是会积极推进的一件事。从中美合作来看，这需要双方的信任、诚意和努力。”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员李想则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谈到气候变化的内容，再加上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的发布，这传达的信号很明显。气候变化仍是全球共同关切的一大话题。”

  李想分析称，“中国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即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我们愿意和全球各国展开积极合作。我国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是我国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庄严承诺，且展现了践行承诺的意愿。”

  中美携手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

  根据《声明》，中美两国坚持携手并与其他各方一道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双方回顾巴黎协定第二条的目的在于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低于2℃之内，并努力限制在1.5℃之内。为此，双方承诺继续作出努力，包括在巴黎协定框架下21世纪20年代采取提高力度的强化行动，以使上述温升限制目标可以实现，并合作识别和应对相关挑战与机遇。

  全球气候谈判定于今年11月1日至12日在格拉斯哥举行。两国计划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之前，制定各自旨在实现碳中和、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并尽可能扩大国际投融资支持发展中国家从高碳化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转型。

  为此，中美将继续讨论21世纪20年代的具体减排行动，包括制定工业和电力领域脱碳的政策、措施与技术，包括通过循环经济、储能和电网可靠性、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绿色氢能，并增加部署可再生能源、绿色和气候韧性农业、节能建筑、绿色低碳交通等。

  刘永涛对第一财经表示：“气候合作是中国愿意积极参与的领域，但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谈气候问题时，总会涉及到对经济发展的考虑。我认为，中方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有自身的节奏和步骤，以逐渐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表。”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政表示，我国还处在发展过程中，从能源角度来讲，能源需求和电需求还会增加。

  李政表示：“这意味着我们要区分增量和存量，增量要尽量拿新的、绿色可再生能源满足，不要再生产更多用化石能源的设施，避免资产搁浅和资本沉没。另一方面，存量替代。在实现碳达峰后，再慢慢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存量部分。”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也认为，要想推动绿色产业发展，需要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在绿色低碳领域，虽然我们要追求自主创新，但其他国家掌握着一些现成的技术。我一直认为，我们过去的气候国际合作的谈判更多是关于碳减排目标的设定、谁承担多大的责任等，但今后，我们可以在减排领域谈技术、产品、服务的贸易投资自由。”他称。

  曾在国际能源署（IEA）工作过的李想表示：“中国提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对整个经济和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的方式，以及对能源领域都意味着系统性变革。目前来讲，我们国家60%能源消费依赖煤炭，对天然气和石油进口上依存度也很高，因此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但同时，我们可以借此倒逼经济结构的改善、调整生产方式，因此可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

  美国国家可持续发展中心总裁方洪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一个国家能源转型中如果不使用化石能源，需要其他可再生能源代替，但代替要经历一个过程。“当前人们说要从传统汽车转向电动汽车也是相同道理，这需要很多年的磨合。”他称，“每一个国家在转型能源结构的时候，都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但是，排放总量能否控制住，这是政府要做的决定。只要能够每一年逐渐地控制总量，这对人类社会就是一大贡献。”

  新能源技术合作前景广阔

  李想表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减排中承担着“共同且有区别”的责任。“对中国来讲，我们更大的挑战是，在面对气候变化表明雄心的同时，如何确保能源供应的安全，并保证经济发展的平稳可靠。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和美国合作的领域有很多，包括先进的能源技术以及对清洁能源的投资。”他说。

  李想提出，中美的合作是双向的，“中国现在一些领域处在世界领先地位，比如我国清洁能源的产业链，我们是全球光伏和风电生产第一大国，也是装机第一大国，美国在这些方面也可以更加深入地跟中国合作。”

  此外，中美双方将合作推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成功，该会议旨在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如第6条和第13条），并大幅提高包括减缓、适应、支持的全球气候雄心。双方还将合作推动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注意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重要性，包括该框架与气候减缓和适应的关系。

  当前拜登气候计划以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和美国绿色经济复兴为核心，面临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投资、新兴关键资源、市场需求等瓶颈有赖于中方合作参与。中国政府提出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也有赖于国内绿色经济发展提速和参与引领国际气候治理，在清洁交通、氢能、储能技术等领域需要美方开放技术合作限制。

  由此可见，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的潜力巨大。中国发改委官员在上周召集美国企业的圆桌会谈上表示，愿意就包括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等方面与美国企业展开对话，并强调中美两国企业在电动汽车、碳中和以及数字经济方面开展合作的潜力巨大。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报告表示，两国应重视在气候适应能力、低碳技术、碳中和等新领域的具体合作和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低碳领域的竞争性合作伙伴，并且密切关注美国低碳产业对华知识产权、政府扶持、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疑虑，建立中美低碳知识产权合作机制，为中美低碳产业发展共同培育良好的知识产权等制度环境。

  报告还称：“技术合作是走出气候挑战深渊的出路。”中美在高端技术上仍存在差距，未来两国可在稀土、锂矿石等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基础材料领域，建立关键矿产可持续发展联合工作组。此外，建议中国可借鉴特斯拉模式，聚焦碳汇、碳捕获等减排技术的应用，支持国内外碳密集、碳敏感行业实现“弃碳”，以正和的双边碳循环经济打破双方战略竞争的态势。

  在国际气候金融机制方面，中美也拥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为拓宽投资渠道，通过绿色金融激励低碳技术创新，2020年7月，中国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成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基金首期总规模达885亿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