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林小昭 栾立 马晓华 郭晋晖 周芳

  生还是不生，这是个问题。

  老家福建泉州农村、目前在厦门工作的林先生已经生育了两个女儿，计划再生一个，不过由于太太在事业单位上班，因此目前只能选择观望等待。

  而对不少大城市的白领群体来说，由于结婚和生育年龄较晚，以及经济生活压力等因素，即使放开生育政策，生育意愿也不高。

  “我25岁硕士毕业，34岁才生了第一个娃，可能在40岁之前再生一个，或者不生了。”在广州工作的李女士说。

  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稍早发布的2021年第2号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引爆了舆论场。该工作论文称，要认识到中国人口形势已经逆转，转型后人口衰减的速度将超乎想象，教育和科技进步难以弥补人口的下降。文章认为，要全面放开和大力鼓励生育，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的困难，让妇女敢生、能生、想生。

  4月15日，A股奶粉股和母婴类个股即以大涨回应，贝因美(002570,股吧)等多股涨停开盘。行业人士认为，国内已连续三年新出生人口下滑，这带来了市场总量萎缩，也导致行业竞争的加剧，大涨背后行业苦此情况久矣。

  中国出生人口近年的下降趋势，让是否“应全面放开生育”这一话题不断挑动舆论的神经，也左右着资本市场的动向。

  值得注意的是，时隔十年，最新一次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即将公布。

  人口问题影响深远。中国人民银行的研究者亦在持续关注这一话题。而中国知名人口经济学家蔡昉，经国务院同意，近日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近期在多个场合谈及中国的消费潜力与人口、老龄化议题。

  两孩政策效应减弱

  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政策的微妙变动，足以引起经济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今年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官网在回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时提及，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研究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当地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这一回复也被市场解读为“东北即将试点放开生育”，2月19日国内的奶粉股和母婴相关个股等也上演了一轮大涨行情。但2月21日，卫健委又对外回应并否认了这一传言。

  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罗知认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社会的超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生育意愿远高于中等收入人群，放开生育后，很可能出现有钱人拼命生，低收入人群因为养孩子投入少、成本低也会积极响应。相反，大量的中等收入家庭因为考虑到时间成本、教育投入等多方面因素生育意愿较低。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对第一财经表示，出生人口减少，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在于育龄女性的减少。由于育龄妇女减少明显，有资格、能够当妈妈的人数减少了，因此出生人口也必然减少，这是重要的客观因素。“目前全面两孩政策的效应已经不是减弱问题，而是相当弱了。”

  “仅仅放开生育政策无法达到这一目的，还需要给多生育的中产群体减免税，同时增加公立的幼儿园、小学、初中的供给，教育方面的改革、养老也需要配套。”罗知告诉第一财经，在生育政策改革中，需要加强全社会对女性生育的激励机制设计。

  西南交通大学国际老龄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一帆对第一财经表示，目前我国出现的储蓄率下降、消费不提振的问题确实与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金融部门不仅要呼吁放开生育，更应该关注自身“适老化”的业务创新，对金融供给产品进行结构化改革，扩大面向老年人的金融服务和供给，为老年人提供更多金融产品，与其他部门一道共同发力应对老龄化。

  2020年多地出生人口下滑

  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梳理，目前一些已公布2020年出生人口数据的城市，降幅多在一至两成之间。

  出生人口下滑，受制于多个方面的因素，比如，2020年受疫情影响，生育也受到影响；经过5年的时间后，二孩效应已经逐渐弱化，育龄妇女占比减少；结婚人数的减少，婚育年龄的推迟，生育意愿的下降等。

  从历年全国出生人口数据来看，2019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仅为1987年这一近40年人口出生最高峰年份的58%左右。未来几年，随着1998年至2003年出生的人群逐渐进入婚育阶段，出生人口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滑。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几年后，我国年出生人口将很可能降至1000万人以内，这个数字不足上个世纪80、90年代年均出生人口的一半。

  市场在等风来

  针对出生人口持续下滑的态势，前述工作论文指出，要全面放开和大力鼓励生育。出生率取决于育龄妇女占比和生育率，前者受历史人口状况的影响，改变起来难度大；后者受当前妇女认识的影响，提高起来见效相对快。

  文章建议，一方面要全面放开生育（三胎及以上）。“不要再犹豫观望已有政策效果，要趁着现在部分居民想生又不让生时放开，等到大家都不想了再放，则没了用处。”

  “应抓住当前生育政策对部分居民还是硬约束的时机，全面放开生育，及时释放其较高的生育意愿，若稍有迟疑，将错失以生育政策应对人口转型的宝贵窗口期，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文章指出。

  经济压力大、育儿成本高、房价高等因素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去年底，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省发改委联合发布的一篇《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分析指出，（目前）生育成本巨大。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经济负担重排名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学前教育支出对他们来说负担较重。而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务严重依赖家庭代际支持。

  央行今年连发两篇工作论文，均涉及人口问题。

  3月25日，央行2021年第1号论文《“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测算研究》中指出，未来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消退，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贡献还将进一步下降，但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增强；要加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人力资本质量和高全要素生产率行业的支持。

  尽管央行工作论文均声明不代表人民银行，不过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最新）央行论文鼓励生育的态度十分明确，相信未来不久就会有新的进展。

  从2017年开始，国内新出生人口数已经三连降，从2017年的1723万下降至2019年的1465万，也对国内母婴产业的市场总容量带来直接影响，行业增长进入存量竞争时代，企业间竞争加剧。如果可以放开生育，对相关行业而言无疑是利好。

  不过宋亮表示，目前生育下降的原因既有育龄妇女减少的因素，同时也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在支持生育政策上应该考虑得更加全面。

  东吴证券(601555,股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15日发文称，未来不仅会放开三胎，四胎五胎未来可能给奖励。生育政策在“十四五”时期可能会做调整。

  “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已经转化为由内生性变量决定，并指向稳定低生育率水平和少子化趋势，依靠生育政策这个外生性变量决定生育率走向的年代一去不返。到本世纪中叶甚至更长时期，微观家庭层面少子化的基本形态不会根本改变。应对少子化困局的逻辑起点应该是，面对客观现实，从现实出发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对第一财经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