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农民正在筹备一场全国大罢工。

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3月26日，印度农民抗议组织将联合各行业组织举行全国大罢工，以纪念抗议活动爆发4个月。届时，印度所有商店和其他商业机构将关闭12小时。

是的，印度大规模农民抗议活动持续时间即将满4个月，但目前远没有要结束的迹象。

这场农民抗议自去年11月开始，主要是反对莫迪政府推出的三项农业改革法案。这三项改革法案将推动印度农业生产市场化，但农民群体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三项改革法案将损害他们的利益。

3月18日，组织抗议活动的多个主要印度农民组织举行会谈，宣布将在3月26日联合各邦的抗议农民举办集体悼念活动，纪念在抗议活动中丧生的人。截至目前，已有近300名抗议者在示威活动中丧生。

与此同时，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周边露宿的抗议农民们近期还有新动作。他们开始用砖石等简易建筑材料搭建房屋，以此抵御即将到来的炎热天气，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印度农民的这场怒火为何熄不了？

当地时间1月26日，印度新德里，抗议者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图/IC photo

围困新德里

2020年11月26日，一场名为“Delhi Chalo”（让我们去德里）的运动爆发，标志着这场大规模农民抗议活动的开始。

当天，数万名来自印度北部主要农业区（旁遮普邦、北方邦和哈里亚纳邦）的农民纷纷前往首都新德里，他们封锁了进入新德里的主要道路，并在新德里郊区驻扎下来。驻扎的抗议农民们搭起帐篷，在严寒的天气里露宿和吃饭，不少农民因极寒和艰苦的环境而丧命。这场大抗议中，约有20万至30万农民聚集在新德里边界的各个主要入口。

除此之外，11月26日这天，印度农民组织还联合各行业举行了全国大罢工。据印度媒体报道，共有至少2.5亿人参与到这场大罢工。十余天后的12月8日，印度农民组织再次联合各界发起全国罢工、罢市，印度多地的公共交通、批发市场、商业街区、铁路等都陷入瘫痪。

为了平息农民的怒火，今年1月12日，印度高等法院做出裁定，宣布暂停执行三项有争议的农业改革法案，直至高等法院做出新的规定。1月20日，印度农业部长表示，印度政府不会废除三项农业改革法案，但可以将法律实施时间延后18个月。

对于政府的这一微弱让步，抗议农民并不满意。他们要求政府彻底废除三项农业改革法案，同时将“特定农产品(000061,股吧)最低保证价格”（MSP）这一原有保障农民利益的政策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到今年1月22日，莫迪政府与抗议农民代表所开展的11轮谈判都未能打破僵局。

在谈判破裂的四天后，也就是1月26日印度共和国日这天，新德里的农民抗议活动暴力升级，一些示威者还冲击了该市历史悠久的红堡。警方当日拘留了200名抗议者，农民抗议组织也对暴力事件进行谴责，称这是一小部分“流氓分子”的行为，并不能代表大部分开展和平抗议的农民。

打破传统的改革

这一大规模农民抗议的起因，是莫迪政府于去年9月推出的三项农业改革法案。

这三项改革法案分别是《2020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法案》、《2020农民（授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和《2020基本商品（修正）法案》。印度政府希望通过这一改革允许私人企业进入农业市场，让农民获得在全国各地自由交易的机会。

其核心内容是，印度政府不再对农产品进行统购统销，让农民能够在由国家设立的农产品市场委员会（APMC）之外的地方出售自己的农产品。法案允许私人企业与农民直接签订承包购买合同，并将谷物、豆类、洋葱等从“核心农产品列表”中去除，取消了私人企业大量购买储存这些农产品的限制。

在这项改革之前，印度农业市场数十年来一直保持政府统购统销的模式。这一模式有两个重要支点——农产品市场委员会和“特定农产品最低保证价格”（MSP）。

这一模式的开始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当时印度农业曾掀起一场“绿色革命”。政府为了保障农民的利益，成立了农产品市场委员会。农民只能在这一由政府监管的市场上销售农产品，或者将农产品交由“佣金代理人”管理的中间商平台mandis来售卖。另外，当市场上的农产品公开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时，政府就会用“特定农产品最低保证价格”（MSP）来从农民手上购买农产品，使农民能够获得保底的利润。

但是，这一农业市场统购统销模式的弊病在过去数十年中逐步凸显出来。

最低保证价格制度加大了印度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如果农民都依靠最低保证价格来卖农产品，政府就得把这些农产品都买走。但政府的粮食储备已经达到9000万吨，还能继续收购多少呢？”印度总理经济顾问帕纳格里亚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表示。

除此之外，最低保证价格制度在保护印度农民的同时也限制了农业的多样化发展。在作为主要农业区的旁遮普邦，农业经济学家古拉蒂反复强调，这一地区的农业种植需要更加多样化，并从以水稻、小麦等农产品（受MSP支持）种植为主，转向其他高价值作物种植和牲畜养殖。

统购统销模式还极大阻碍了印度农业的发展，大量收益流向mandis平台的中间商，农业融资能力不足等问题愈发凸显。“印度旧农业模式里的既得利益团体，如市场里的中间商们，是反对农业改革法案的一股极大力量。为维持自己的既有利益，他们会带领农民极力抵抗新改革法案。”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峰对新京报记者表示。

为了打破这一局面，使农民从统购统销的市场和中间商环节中解放出来，直接与私营企业议得更高的农产品价格，并为印度农业引入更多私人资本，莫迪政府不顾农民的反对，强力推出了这三项农业改革法案。

当地时间3月6日，印度新德里，印度农民在首都新德里郊区集会，封锁了一条六车道的高速公路，抗议印度政府提出的农业改革法案。图/IC photo

恐惧的印度农民

面对这一重大改革，印度农民充满了担忧和恐惧。

他们担心这一改革会让他们丧失原有的政府保护，而农业市场的开放会导致大企业垄断，压低农产品价格，最终让他们的生活更为艰难。一些农民组织称这是“反农民法案”。

去年8月，在这三项农业改革法案通过之前，数百名农民就在“全印度农民协调委员会”（AIKSCC）的带领下，在安得拉邦和特伦甘纳邦举行了小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但在反对声下，这三项法案还是于去年9月在由莫迪执政党占多数席位的议会通过。

抗议农民们对此感到愤怒。“政府在通过这些法案之前没有问过农民的意见。”印度农民抗议活动账号“农民统一阵线”在一份声明中写道。

印度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2020年统计数据显示，印度58%的人口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来源。而农民的收入一直十分微薄，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2018年到2019年，印度农民的平均月薪为10329卢比（约928元人民币）。

大部分印度农民的农田占有面积并不大。印度农业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最近一次的2015年普查数据显示，印度67%的耕地由小农经营管理，这些小农拥有的平均耕地面积只有不足1公顷（约15亩）。只有不到1%的耕地被人均拥有10公顷以上的富农所经营。

较少的土地使得大部分农民只能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只有少量的剩余农产品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这样的生活状况使得印度农民抗击市场变化的能力很弱，他们害怕政府的改革使得其丧失仅有的MSP政府保护，最终陷入由大公司摆布的境地并深陷债务危机。

在艰难的处境下，印度农民自杀问题也愈发严峻。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NCRB）数据统计，2019年，印度至少有10281名从事农业的人自杀，占当年印度自杀总人数的7.4%。也就是说，这一年里，每天都有28个以农业为生的印度人选择了自杀。

钱峰指出，印度农业面临的结构性问题非常突出。首先，农业长期以来发展十分缓慢。印度农业雇佣了该国近一半的劳动力，但其产值仅占GDP的17%左右，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其次，农业部门效率低，灌溉面积不足，农业市场价格波动过大等问题十分突出。此外，农业生产不稳定，一些市场紧缺的农产品增产缓慢，满足不了市场需要。因此，印度农业还需要在多方面进行改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楼春豪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印度农民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农业不发达。农民们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生产率非常低，很多人还需要依靠借贷和政府的价格补贴，生存非常艰难。也是因此，他们对于失去政府保障、进入自由市场非常担忧。

“但这场抗议很难改变现状。因为印度农业方面的问题积弊已久，不是短期能够改变的。”楼春豪说。

围绕改革的多项争议

新法案带来的突如其来的变革，使原本就处在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两大阴影下的印度农民，变得更加焦虑和恐惧。多方声音都表示，在这个时间点推行农业改革是错误的。

印度北方邦农民工会主席穆库特·辛格接受CNN的采访时说，“当整个国家处于封锁状态时，我们还在地里辛苦劳作，为国家提供了食物、牛奶。但政府却在疫情期间推出这些法案，把我们农民置于危险境地。”

印度国内的新冠疫情形势依旧十分严峻。截至3月22日，印度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1159万例，排在世界第三。在经过冬天短暂的疫情缓和阶段后，近期印度的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再次呈上升趋势，目前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处于4万例的高位。

但是，农民抗议组织并没有减少抗议活动。3月18日，印度农民抗议组织BKU主席卡迪安对印度媒体表示，“我们将继续进行抗议，因为农业改革法案比新冠病毒更致命。我想问政府，如果你们这么担心新冠疫情，那为什么要在疫情期间推出改革法案呢？”

钱峰也表示，现在并不是一个好的时间点来推出这样的改革法案。他指出，尽管新农业改革法案在提高农业种植、流通和市场化效率的大方向上是对的，但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印度启动过多轮全国范围内的封锁，受此影响，印度农业劳动力短缺，这严重阻碍了农作物收获和播种工作。

此次大规模抗议活动中的农民主要来自印度北部农业主产区，包括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依赖于印度东部地区的农场工人，但印度全国封锁令开始后，大部分劳动力返回自己的村庄，打断了原本正常进行的农作物收获。

除此之外，疫情下印度农业还面临着消费终端需求下降、农产品滞销的问题。在农产品批发市场里，卸货、称重和包装需要大量工人，而劳动力短缺也造成批发市场瘫痪；在农产品运输上，由于各地的关卡拦阻，农产品的供应链出现混乱，许多农产品的运输严重受阻。因此农民很难将高价值农作物推向市场，有的只能选择就地销毁或者任其腐烂。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指出，新冠疫情已经对印度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在疫情还未结束的时候推出改革法案，会让农民们被焦虑和恐惧包围。政府是在缺乏缓冲机制的情况下将农民推入自由市场，这让他们感到被迫陷入了自己本不想陷入的境地。

除了改革时间点不佳之外，这三项改革法案还被认为存在严重缺陷。

《印度时报》分析指出，新法案会使农民在面对大企业时无法拥有足够的议价能力。另外，新法案还取消了私人企业大量购买储存谷物、豆类等核心农产品的限制，农民担心改革后大企业、大资本会垄断市场，压低农产品价格，甚至还会拿走他们手中的土地。

也有印度经济学家认为，新法案会伤害农民。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表示，新法案最终将更多地服务于企业利益，并将伤害印度的小农户，因为目前的改革法案并没有为农民制定有效的风险缓释机制。

他认为印度农业确实需要改革，农民确实需要接触到政府指定农业市场之外的许多私人贸易商，但重要的是政府能否确保进入农业市场的私人企业足够多，保障农业市场的正常价格竞争。“在开放农业市场的同时却忽视垄断问题是愚蠢的。”巴苏说。

当地时间2月6日，印度新德里，数千名农民聚集在城郊，试图穿越由铁丝网和路障构成的封锁线，抗议政府推出的农业改革法案。警察驻扎在封锁线另一端，与农民形成对峙之势。图/IC photo

不会让步的莫迪政府

面对抗议农民们“不撤销法案就不撤退”的坚定表态，莫迪政府的立场也十分坚定，表示不会废除农业改革法案，并认为改革法案会给农民带来更大的利益。

莫迪经济顾问帕纳格里亚在法案于去年9月通过后就立即表示，“这会是一个重大转折点”。他认为，此次农业改革并没有操之过急，因为这类改革从2003年就开始了。

2003年，印度就曾针对开展统购统销的农业市场提出过一项修改法案。该法案中的一条规定表示，允许农民和私商建立自己的市场。但是，当时并不是所有的邦都通过了这一修改法案。一些邦虽然通过了该法案，但并没有真正有效地执行。因此，全印度范围内农业市场自由化的限制依旧存在。

印度国民大会党元老、前总理曼莫汉·辛格也支持对农业开展自由化市场改革。他曾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我们需要第二次绿色革命。由于上世纪30年代建立的整个市场机制，我们的农民不能把他们的农产品卖到能获得更高收益的地方。我们打算消除所有的障碍，使印度市场的巨大潜力被释放出来。”

今年2月，印度现任总理莫迪也引用了辛格所说的“第二次绿色革命”。他对媒体表示，“辛格曾谈论过第二次绿色革命，而我现在正要实现它，我感到很骄傲。”

然而，面对农民持续4个月的抗议，莫迪政府将如何打破僵局？

钱峰和楼春豪都认为，依照莫迪一贯的强硬风格，他不会做出太多让步，应该会“用时间来解决这场抗议风波”。接下来一段时间，印度的农民抗议还将持续。

但是，持续的抗议正在对莫迪政权产生影响。楼春豪指出，在印度国内，反对党正在利用抗议大做文章，试图打击莫迪政府。在国际上，一些西方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等都发声支持印度农民，谴责莫迪政府压制农民的做法。因此，莫迪政府的国际形象也受到了影响。

事实上，印度反对派的几个政党已参与到农民的抗议活动中，还有不少农民抗议组织正在呼吁选民，在各邦接下来将陆续举行的地方立法机构选举中，不要投票给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

钱峰指出，如果农民抗议活动在接下来一些地方立法机构选举中影响了莫迪政党的选情，莫迪则有可能对新农业改革法案做一些调整。“但总体来看，农民抗议并不会对莫迪政府带来太大影响，莫迪个人的竞选号召力还是很大。”钱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