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命运，往往和“能源体系的创新革命”紧密相关。比如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的崛起，就离不开其打造的最具时代性的“原油体系”：

在生产端，洛克菲勒创办了标准石油公司，通过改良设备、以及高效的冶炼技术，提高了炼化效益，继而控制了美国95%的市场，又通过价格战、雇文痞、收买黑帮等方式，一度控制了全球85%的市场；

在运输端，洛克菲勒放弃了当时广泛流行的铁路运输，开创性地建立了庞大的输油管道，大幅降低了石油成本；

在消费端，亨利·福特开创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搞出了廉价的T型车，把洛克菲勒的石油消化的干干净净。

“高效炼化技术-全新输油管道-创新汽车生产线”，最终形成了“生产-传输-利用”的循环体系，成功取代了由英国主导的“煤炭体系”，大大加速了美国工业的发展。在1929年时，美国拥有全球78%的汽车，汽油和燃油料占石油总消费量85%[1]，工业文明遥遥领先。

所以等到二战时，在希特勒小心翼翼呵护着罗马尼亚的油田、日本绞尽脑汁在印度尼西亚搜刮原油时，美国可以毫无顾忌的挥霍燃油资源，驱动着同盟国的坦克洪流和庞大舰队淹没法西斯。到1945年，其石油产量（2.35亿吨）是轴心国产量总和的89倍。

“生产-传输-利用”的循环体系也成为了二战后美国石油霸权的基石。即使到了21世纪，美国在传统能源界的实力依旧在不断膨胀。在生产端，美国通过页岩油在2019年重新登上了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的宝座。中东即使打成焦土，对美国的影响也有限。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并非贫油国，但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每年在进口石油超过2000亿美元，而如果算上与俄罗斯、伊朗签下石油管道输送合同，以及为了越过马六甲海峡，在巴基斯坦和缅甸修建的港口等，我国在能源安全上的投资则是天文数字。

而要真正打破这个局面，中国需要的也是一次在能源领域的创新革命。这便是如今最热的赛道：“硅能源”革命，即由光伏-特高压-新能源车组成，对应一个新的“生产-传输-利用”循环体系。

过去20年里，中国在多条战线上同时规划了空前规模的产业政策，在发电、传电、用电各个环节的支出总计几乎不下万亿。这些政策，在一些经济学家眼里，叫做“扭曲资源配置”，舆论也在“骗补、过热”和“寒冬、遇冷”中摇摆。

但不可否认的是，“光伏、特高压、新能源”这个循环体系，在2020年都相继迎来了突破和发展，中国能源大三角正逐渐完备，也给了决策层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信心。在“清洁能源”政治正确的外衣之下，“碳中和”的本质，是一场硅能源取代碳能源的能源革命。

对中国而言，这是一场比半导体更重要的军备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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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光伏：无尽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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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角”的第一角是光伏。在讲光伏之前，先说一个以前就很热、近几年特别热的词汇：卡脖子。

所谓的卡脖子，是指缺少国外供应的某些部件或材料，国内产业就无法运行难受状况。便是某个产业的下游制造产能规模很大，但如果设备依赖进口，材料也依赖进口，一但海外断供，产业就马上停摆。被卡的浑身难受的半导体产业，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但中国的光伏产业却是一个特例。目前，中国是全球光伏行业中占比规模最大的国家，硅料、组件等四大环节中资企业占比全部超过50%[3]，设备不但全部国产化，产量也占了全球7成，产品不仅毛利高，工艺技术也有多次打破世界记录，已经到了可以卡别人脖子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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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伏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华泰证券

光伏技术起源于美国的贝尔实验室，产业大力推广则在欧洲。本世纪初，随着德国政府开始大力扶持光伏产业，光伏发电成为欧盟各国主流，需求出现井喷式爆发，中国顺势进入了这一行业。

不过彼时的中国光伏产业，还处于搞来料加工的状态，即把别人的硅片买来贴在板子上，做成光伏组件，靠吃海外补贴就赚的盆满钵满，以至于先后诞生了施正荣和李河君两位首富，但核心技术始终在别人手里。

这种天花板极低的模式很快就遭到了打击：2012年，以美国、欧盟、印度为代表，西方接连发起对中国光伏产业反补贴、反倾销的“双反”调查。清洁能源这块肥肉不仅中国想要，别人也看在眼里，提高关税、限定价格，力求把新兴的中国光伏行业按倒在襁褓之中。

行业大寒潮下，曾是世界第一光伏电池厂商的无锡尚德，在金融危机和双反调查等多重打击下，资不抵债于2013年宣布破产重组，7年前还是中国首富的施正荣黯然退场。据说当时前往无锡的访者中流传着一句招呼词儿，“你也是来讨债的[4]？”

一打就垮让光伏一时间成了过街老鼠，但几乎同一时间，“看得见的手”把行业从底部迅速捞了起来。2013年，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光伏补贴新政，大力刺激国内需求，年初标杆电价补贴政策出台，年底国内行业增速就达到212.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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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造型的光伏电站，山西大同，2018年

到2020年年底，中央财政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累计砸了2100多亿，由于高昂的成本，光伏发展前十年主要还是靠政府补贴。而只要是有补贴的行业，就会有骗补的存在。不过，大规模补贴虽然补出了两个声名狼藉的首富，但也补出了一个爽文级的小公司逆袭。

这家公司便是前段时间火出圈的隆基股份。这家公司由兰州大学毕业生李振国创立，名字源于兰州大学老校长江隆基。在第一批国内龙头倒下后，隆基敏锐的抓住了一个名为金钢线切割的工艺变化趋势，押注更适合金钢线工艺的单晶硅材料，大获成功。

之后，隆基又押注生产设备国产化，最终创造了一个股价8年40倍，市值4000亿的财富神话，成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单晶硅棒和硅片制造商。在这背后，除了政府坚决的补贴塑造了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这个光伏行业的明显特征：

简单来说，光伏本质上还是一个成本驱动的行业，技术、工艺、规模抑或管理上引起的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最后都将积累成综合性优势。

这种情况下，背靠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公司可以通过不断试错各种工艺，再扩大规模来稳步降本、提高质量逐步胜出。这一种螺旋式胜利模版，“量产-工艺/技术-利润”这三个指标实现了正向循环自我加强。

隆基并非个例，这几年，中国已经崛起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光伏军团”，横扫了整个光伏产业链。这其中，有全产业链的隆基，也有制霸硅料的通威股份、光伏玻璃大王福莱特玻璃、胶膜龙头福斯特，甚至在光伏逆变器领域，华为也一直是世界第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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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伏军团一瞥

行业打了胜仗，也带来了社会性的变革。过去十年，光伏发电的度电成本已经下降了89%，这让我国近80%的国土上，光伏发电成本都低于燃煤。青海省无补贴的平价光伏上网项目，上网电价每度电仅仅为0.227元，只有东部浙江省燃煤上网电价的6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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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度电成本下降速度

可再生能源并非只有光电一种，大力发展光伏的同时，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上正在多头下注，包括风电、水电等。根据IRENA数据，2019年中国陆上风电、太阳能光伏、水电累计装机规模分别占全球总量的34%、35%、27%，均居全球第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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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结构转变设计蓝图

2019年前后，跨越了临界点的光伏，正在大迈步向前，直到新的问题横亘出来。

光电资源“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分布，正好和我国用电需求“西北低，东南高”完美背离。这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西北光照资源最丰富的新疆和甘肃两省，“弃光率”高达30%，也就是说，发出来的电有三成都被浪费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电距离电力消费中心太远了。

新疆天山下辛辛苦苦发出来的电，如何运到3000公里之外的上海弄堂？这成了摆在决策者面前的第二道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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