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从何时开始习惯于用“颜值”这个词来指称相貌，已经很难考证。可以肯定的是，“颜值”越来越成为一个有市场号召力的“指标”，围绕着“颜值”的产业也在迅速扩张。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医美”。前不久，教育部在一份建议回复中称，将大力支持医疗美容专业进入高校，并允许设置二级学科。另据《2020中国医美行业白皮书》统计，去年，医美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300亿美元以上，预计未来将以20%的速度增长。

   伯娜德·维根斯坦（Bernadette Wegenstein）的著作《美妆的凝视》以文化考古学的方式，呈现了人们改造身体和构建美丽的深层逻辑。她的论述让人们看到，除了技术因素外，是怎样的历史因素促使整容行业在这个时代获得爆发式增长。而当一个人选择进入整容手术室时，背后又有哪些社会历史因素在起作用。

   这位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德语系教授从古希腊对美的理解出发，谈到18世纪相面术、19世纪达尔文主义的颅相学、优生学以及纳粹德国种族理论，也谈到21世纪的电影、电视、艺术以及消费场景中的美妆凝视。维根斯坦认为，今天人们所做的关于美和整形的尝试，与传统的相面术并没有实质差别。相面术总是认为，“美貌”与一个时代最为需求的性格类型正好对应。这也解释了为何人们对“美”与“善”的看法总随时代变化，对美妆的热忱却始终如一。

   到了21世纪，三种社会驱动力让“美”这个问题被空前放大：名人文化、消费主义以及美颜电子经济。维根斯坦认为，这三股力量都让人们在不断“观看”中加深自己的身体焦虑，而越是焦虑越要看，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比如，在美国的整容电视真人秀中，往往以高端住宅和富人社会作为背景，经过整容改变了外貌的人由此得到了更好的“估价”，并顺利进入另一个社会阶层。调查显示，这样的节目对家境普通的年轻人往往具有比富家子弟更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些节目往往用“为自己而改变”“成为最好的自己”之类口号，来标榜自己的价值观。但其实质，只是令选手们从“想取悦他人的罪”中得到赦免，以掩盖这样的事实：她们整容的“选择”是被一个更大的男权结构所过度决定，使整容手术成了在这个对女性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心理生存的唯一抉择。

   《美妆的凝视》的译者、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小平(博客,微博)也感受到眼下中国人对医美的热情。她认为，对整形美容的热情，看似是追求“美”，背后依然逃不过资本的阴影。消费主义制造了各种欲望和焦虑，让人们去迎合资本的需要，久而久之，人就找不到自己了。只不过，过去我们消费商品，现在开始消费自己的身体。

   她特别提及“颜值”这个流行词汇——其中的“值”，也就是“value”，意味着人本身已经成了技术的延伸，是能用技术去衡量的指标，而这个指标又决定着一个人能够获得的“市场份额”。各种外貌焦虑、肥胖焦虑等，归根结底依然是出于一种阶层身份焦虑和被市场淘汰的恐惧。

   当然，理论归理论，人的爱美之心总需要释放。张小平说自己并不是整容的反对者，看到周围有人整容，也抱着欣赏的态度。她只是强调，在容貌这件事上，不能过度依赖技术：“这本《美妆的凝视》的意义也正在于，当人们了解消费主义对欲望的制造，才不至于完全被牵着鼻子走。”

   二战前的西方相面术充斥歧视与暴力

   第一财经：作者选择从18世纪的相面术开始谈美妆的凝视。相面术与美妆的凝视的相同之处在哪儿？

   张小平：作者把美妆的凝视作为相面术的延伸。她认为，整容术是一种相面术运用。她的追溯不止于18世纪，甚至是上溯到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那里。只是到了18世纪，人们因为宗教信仰的推动，把“良善”和相貌联系在一起。这时候，西方的相面术兴起了。后来，一个叫高尔的人又创立了颅相学，把人的头骨尺寸和智力联系在一起。之后，达尔文的表兄高尔登爵士又提出了优生学，根据人的外表来推断一个人适应世界的能力。

   后来，优生学和颅相学被纳粹德国发挥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作者只是以纳粹德国为例子，其实殖民主义对其他种族都会实行类似的做法。包括当时很多西方人到了殖民地，他们都是认为其他种族是劣等和低下的，有必要消灭他们。就像历史上欧洲殖民者对待印第安人、非洲人、亚洲人等，也是如此，会去测量他们的五官、头颅、身高、体重试图贬低这些族群。

   纳粹德国不光是针对犹太人，他们对有的民族也是这样。他们认为，党卫军成员，也就是他们认为的最为优秀的男性，只有最优秀的女性才能配得上。所谓优秀的女性，也就是能够生出美丽的、优秀的后代的人。党卫军成员的结婚对象需要上报到元首希特勒，上报的信息包括这些女性的身高体重和相貌是否符合标准等等。所以，后来西方人说到相面术时，其中就隐含着非常强烈的暴力暗示。因而，“面相”这个词汇二战之后便成了禁忌语。

   相面术不仅西方有，中国也有，而且很古老了，比如麻衣神相等。当然也有人反对相面术，比如两千多年前《荀子》就有《非相篇》。但总体来说，从古到今，无论中西方，人们对外貌都很痴迷。

   第一财经：现在，医美的产业规模扩张很快。相伴而来的是社会对整容的宽容度提高，整容不再是一个忌讳被外人知道的隐私，而是越来越多人愿意谈论的时髦话题。对这种社会观念的改变，你怎么看？

   张小平：人对美的向往是没错的，整容也没错，周围有人割双眼皮、隆鼻，我也觉得挺好看。技术的发展也的确让人对外表美的追求成为现实。不能简单评判整容是好是坏，《美妆的凝视》这本书也说明了，在构建美丽和改造身体这个问题上，充满了悖论，是复杂而微妙的。

   但我想我们也应该看到，从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很多哲学家对技术进步做了深刻的反思。一旦技术用在了人身上，人就变成了工具的延伸品。如果技术能够使人变“美”，那么，容貌就成了技术的一部分。人对美的向往固然没有错，但在这个追求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掉入技术之网的陷阱中。而如果过度依赖技术，那人就会被技术所奴役，并被异化，成为这个网中的小小节点。有人说，我的身体我做主。但这种改变究竟是谁想要的？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还是为了迎合“人家”才自己做主的？这需要打个问号。

   第一财经：对那些过度整容，也就是要把自己的脸变得判若两人的行为，你怎么看？

   张小平：过度整容的人一定是对自己认识不够的，把自己当作不被凝视而是被忽视的弱者。这里头还有一个经济利益催促的问题。一些人生活在快节奏中，焦虑而找不到自我。就像明星，国际明星基本上没有不整容的，有的改变还非常大。前不久看到一则对知名画家张晓刚先生的采访，他提到他的画作《大家庭》系列之所以创下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拍卖天价，原因就在于他对“中国人”面孔的认识，这一认识是他出访德国等欧洲国家之后的“最大震撼”。中国人之所以不同于欧洲人，就是我们特有的皮肤颜色、发色以及眼睛的颜色和大小的典型特征。所谓自信，一定程度上还要有对自己容貌的自信。青春靓丽也好，满脸皱纹也好，都是自己，只要有精神追求有灵魂就好。就如诗人叶芝的诗句——“多少人爱你青春欢唱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第一财经：现在对外表的焦虑已经不只集中在脸上了，而是向整个人体、向更为细节的地方全方位扩散。很多人患上了肥胖焦虑症，甚至还有头皮屑恐惧症。这种无限的焦虑是否也和资本的逻辑相关？

   张小平：我知道很多人有肥胖恐惧症，但头皮屑恐惧症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觉得，这些焦虑背后的逻辑和相面术的逻辑是一样的。身材、形象和饮食一样，都是有阶级性的。一个人有头皮屑说明这个人不健康，也没有时间好好打理自己，那说明他（她）的生活不是有闲的，起居也不是讲究的。这背后就是一种阶层身份的焦虑和被淘汰的恐惧。

   肥胖也是如此。经济宽裕的人非常重视营养平衡和热量的摄入量，经济紧张的人则会购买鸡腿之类便宜的肉食和高热量谷物食品。富人以瘦为美，是因为他们不用担心饮食匮乏，很多人担心变胖，就是因为他们怕落入一个看似“穷人”的外貌。于是，不是富裕阶层的也对瘦和苗条趋之若鹜。瘦为什么能代表身材好？这其实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结束之前，人被异化着，丢失了本质的美、自然美，生活在“伪美”（伪者，人为也）之中。美必然会被文化塑造和技术塑形。

   第一财经：维根斯坦将21世纪的美颜电子经济、名人文化和消费主义视为人构建身体美的外在动力。她的观察主要基于美国社会的现状。在中国，你认为是哪些因素推动了医美行业的迅速扩张？

   张小平：在全球化影响下，世界交流越来越广泛，中国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越来越多。最初是欧美，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眉毛都是大刀形的，突出眼眶；后来受日韩的影响，又开始回归东方化；之后随着技术进步，日韩整形业的兴起，伴随着韩国影视文化的热播和日韩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中国人深受影响，很多人跑到国外整容或塑形，国内医美行业随之也越来越火，行业GDP迅速膨胀。为适应市场需要，教育部也支持高校开设医美专业了。

   回到本质上讲，人们对医美的追求，还是来自对自身某些审美上的“生理缺陷”的否定，向舆论普遍认为的“美”趋同。各种媒介和广告都在制造“匮乏”和“欲望”，使得人们不自觉地被“欲望”推动而“欲望着”，去弥补所谓的“匮乏”。其实，这也是人的身体正在被消费，不仅是被自己消费，也是为了满足凝视者的消费。身体觉醒的关键，在于对自身内在美正确的认知和内心自信心的觉醒。这些很多人还不具备，需要长期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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