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后的几年，全球就业市场都不会非常强劲。这意味着，居民家庭可能会非常谨慎，更多地进行储蓄，这个会影响到一些由消费驱动的行业。”标普全球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Shaun ROACHE 9月5日在由《财经》、《财经智库》、北京资产管理协会主办的“2020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如此表示。

Shaun ROACHE认为，未来的全球经济将会出现大范围的、缓慢的复苏，这意味着就业市场的疲软形势将会一直持续到2021年，甚至是更长时间。

包括零售、食品、餐饮和住宿等行业的就业机会都深受疫情影响，造成较高的失业率。同时，雇佣的速度也在放缓，总体的离职率还在上升。这意味着，居民家庭可能会非常谨慎，更偏好于储蓄而非支出。

与此同时，各国必须要重新审视他们的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乃至移民政策。

Shaun ROACHE-标普全球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就跨国贸易而言，Shaun ROACHE认为全球不太可能回到过去占据主导位置的自由贸易理念，大多数国家可能会长期使用保护主义措施。

以下为发言实录：

大家早上好！非常邀请我今天发言，我感到非常荣幸，但是这次没有办法亲自到北京。

首先讲三点意见：第一，全球经济的复苏。第二，就业。第三，政治和政策。

首先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变化。7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标普预计全球经济可能有4%的下降。对于欧美这样的富裕国家，我们认为可能在2022年底前恢复到疫情前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希望在2023年的时候完全消除疫情。现在有些国家碰到了第二波的疫情，但是我们会发现，和4月份的预测相比，现在可能有一些好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未来还需要相应的配套政策。像我们的经济刺激方案没有过去几个月那么强，好处是现在不能完全再靠刺激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在全球，我们未来也会看到比较大范围的经济复苏，但全球经济复苏的图景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现在这个复苏一定是慢速的复苏，主要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等经济体都不可能再回到之前的经济发展趋势。

这对于就业市场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认为，就业市场一直比较疲软的态势会持续到2021年，甚至会超过2021年。全球1/2的就业都来自服务业，1/4的就业机会都来自零售、食品、餐饮和住宿，所有这些行业其实都深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而且在富有的国家这个占比可能还要更高。

我们看到，在劳动力市场当中有很大的趋势，比如昨天晚上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报告发布，8月份的失业率出现下降，但仍然处在比较高的位置，远远高于疫情之前。同时我们也看到，雇佣的速度在放缓。大家感到非常担忧的一点，虽然临时有一些离岗的人士返回工作，但是总体的离职率在上升。在欧洲，他们有一些工资的补贴来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失业率会一直持续到高位，持续到2023年。

在日本、韩国有大量的就业机会丧失，主要是临时兼职的就业，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和女性。这个会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在今后几年当中，全球就业市场都不会非常强劲。

这意味着：居民家庭可能会非常谨慎，会更多地储蓄，使储蓄额高于他们日常的（消费）情况。他们的支出不会非常强劲，这个会影响到一些由消费驱动的行业。

各国的央行必须要重新审视他们的政策包，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比如美联储提出，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就业的最大化，不仅仅是看就业率，他们会有比较长期的低利率，在今后5~6年当中通胀都会比较高，而且要实现就业最大化。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民粹主义的抬头，各国对就业都非常敏感，失业率提高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大家都会抱怨没有工作了，这个会影响政策的走向。现在有各种各样出台的政策，包括像一些移民政策的出台，我们已经看到了，包括在美国、欧洲，甚至在一些亚洲的国家，像新加坡，也在讨论国家当中是不是应该有太多的移民。

另外还有一些贸易政策，这个会影响各国如何去审视跨国贸易。我觉得不太可能回到过去所谓主导全球的自由贸易理念，大多数国家可能都会更长地使用一些保护主义措施。

未来美国的失业率还会很高，很多人在疫情之后还是没有工作，这个事情可能会延续到2022年，乃至2023年。这个就会影响到美国政治的生态，肯定也会影响到中美关系、以及美国与全球的关系。美国未来可能会采取一些保护主义的措施，没有疫情可能还不会那么严重。美国大选是重要的事件，不过更多地还是要看就业市场，就业市场更多地刺激了美国政治生态的变化，不仅仅是今年，今后几年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虽然说了很多坏消息，我这里也有一些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考虑更好的政策来更好地应对疫情。我们可以看到财政措施在世界各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些财政措施是有用的，包括在欧洲提供薪资补贴，在澳洲也出现了提供补贴的好现象。

在巴西，人们都很担心政府高涨的债务，政府也在努力地降低支出。但是在疫情之后，政府开始给最贫困的人口发现金，这些消费者拿到钱就立即花出去了，这对经济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巴西的经济学家把预期GDP增长调高了，这也是因为巴西有合适的财政政策。

我们认为举债是不可以毫无节制的，债务过高肯定会出现问题，但整体而言，政府是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提供了正确的打包式政策，包括央行也提供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保证就业。

就人民币国际化而言，我和大家意见一致，长期来说生产力会决定中国的币值，中期来讲中国的劳动力差距和欧美相比要越来越小。人民币会不会成为一个国际储备货币是要靠市场，是不是市场把他当做储备货币。中国要为此重新整理自己金融的体系，要考虑资本市场的深度够不够。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到中国资本市场，中小企业能否更好地获得金融资产、更好地做对冲，首先还是要让市场来指导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包括中国现在关注实体经济，这是会促进中长期的生产力增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