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石

中国作为社会制度独特和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粮食安全历来是国家安全策略的重中之重。对于四十岁以上年龄的人来说，一提起粮食安全，就会回忆起挥之不去的童年时期忍饥挨饿的记忆。

面对目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各国的各行业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农业的生产，涉农企业的运营，农产品(000061,股吧)的库存和供应，以及未来粮食和食品的供需关系等情况，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因此，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粮食安全的问题，特别是从影响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否可控和可控的程度，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来探讨。

常态下的粮食安全。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在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等一系列科学技术取得了一系列的进步，并且在生产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基于这些科技的贡献，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先后解决了困扰自有人类以来的温饱问题，首次进入了“供大于求”的阶段。我国在本世纪之交前后也较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凭票购买”和“定量供应”也随之成为历史。世界上少数还未能够解决温饱问题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由于长期战乱、种族冲突特别严重和文化极端落后的地区。这就是说，人类依靠自身的能力和合作，完全可以解决自身的温饱即粮食安全的问题。

进入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基因技术、纳米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加速度时代，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技术实践能力已经比我们的前辈有了维度上的跨越式提升，农业的分子技术和数字技术已经开始进入到了实用阶段。因此，农业科技的发展，粮食生产总量和生产效率提升的速度，大于人口自然增长和消费能力升级的速度。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足够的理性，粮食的生产和供应的安全前景是不需要有任何担忧的。

但是，由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人们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发展理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执念，从而形成了国家、地区、行业和族群之间不同层次和形式的不和谐和冲突。我们必须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并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形做出预判，准备相应的措施。

非常态的粮食安全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在自然因素，人为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自然环境的变化。农业，尤其是粮食等大田露天农作物受自然环境的变化影响很大。自然环境的变化主要包括天气和由地球获得的太阳辐射热能、厄尔尼诺、拉尼娜(即反厄尔尼诺现象)等地理、大气、海洋因子引起的气候变化。在人类对天气、气候等自然环境变化认识的过程中，不断深入和发展，已经掌握了许多自然环境的变化趋势，清楚了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灾害性天气、气候形成的因子、机制和前期的征兆，积累了许多应对经验。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完全有能力逐步揭示其变化的基本规律，应对自然环境变化的挑战。尽管自然环境变化会带来生产性的损失，甚至在一定地区和时期内也不会太小，但是在另外一些地区也会带来益处。比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以气温升高为显著特征的气候变化使得我国的农业种植带北移，扩大了北方地区的农作物的适种面积；我国西部地区降雨增加，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农业生产都带来了诸多好处等。短时期的天气变化和病虫害的影响目前监测、预测水平都较高，灾害性天气和影响严重的农作物病虫害都有比较成熟的预防、防治方案和措施，且其影响的时间不长、空间不大，对全局的影响还是有限的。

总之，自然环境变化影响虽然大，要么是周期性的和可逆的，要么是局部发生的。从整体上看，随着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应对能力的增加，其带来的粮食作物的影响和损失是相对可控的。只要世界各国充分重视，加强沟通和协作，积极应对，不会对人类的粮食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

第二，人为因素的环境破坏。随着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原始自然生态下的农耕文明越来越被淘汰，伴随着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认知的局限、急功近利和利益集团的作用，人为的因素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包括：水源的污染，土壤的污染，水土流失，耕地退化和沙漠化，地下水过度开采，重金属残留，土壤板结等等。这种破坏的程度有轻有重，有些是局部性的，有些则是非常大的范围和生态性的。更为严峻的是，人为所造成的破坏一旦形成，就基本上是不可逆的。这会对人类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整体的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虽然世界各国先后对这类问题开始重视起来，并且也陆续制定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政策和奖惩机制，但是由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认知水平、发展阶段和集团的利益不同，环境保护的措施和实践还远远不能到位，环境的破坏和恶化仍然在加剧。

总之，环境的破坏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其危害也基本上是永续性的和不可逆的。因此，人类应该有足够的警醒和敬畏之心，尊重客观规律，消除利益集团的干扰，以科学和负责任的态度，保护好我们自身和我们后代赖以生存的环境。

第三，由冲突引发的供应链断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发展，世界各国和各个国家内已经形成了在资源禀赋和竞争优势上互补的产业分工和供应链体系，形成了全球一体化的新格局。特别是南半球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土地广袤，资源丰富，与消费人群集中的北半球季节刚好相反，形成了时间和空间互补的优势。但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观念和制度不同，逐渐形成了彼此不同的利益集团。在长期的交往中，就产生合作、摩擦甚至冲突。在摩擦升级为冲突的过程中，会导致部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中断，造成彼此间业已形成的依存关系的阻断，甚至破裂。其后果不仅仅是短期的农产品供应的巨大波动，而且会对长期的产业布局和优化造成不利影响。更有甚者，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爆发战争、核污染、甚至核冬天等，对人类将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因此，全球和跨地区的合作的宗旨是互惠互利，各取所需，求同存异，共同发展。这就需要不同国家的最高领导者，特别是大国的领导人，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务实的外交策略，能够在错综复杂和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中，营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化不利为有利，最终为本国以至世界各国，获得最有利的发展机遇，同时带动本地区的发展。这对于全球各国的粮食安全都是极为重要的。

第四，制度、结构和机制不完善产生的抑制作用。纵观世界各国，农业政策都是治国政策的重要方面。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都需要大力发展农业以努力实现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少受它国的影响和控制；而在发达国家，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要远远超过第一产业的农业，因而它们就会通过各种制度性和政策性安排补贴农业，其各种补贴的额度甚至会超过农民收入的一半以上。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发展的过程中走过一些弯路。改革开放后中国各行各业的发展都非常迅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相比于其它的行业，农业的整体发展是大大滞后了。这里的原因很复杂，有优先次序的问题，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有制度性制约的问题，也有资源不匹配、政策不到位的问题等等。从实际的结果来看，农业在生产、储藏、加工、供应等全产业链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农业生产不赚钱，务农没有出路，农民社会地位低等问题，造成了农业在资本、技术和人才等方面严重的逆淘汰。中央政府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但是，这些政策和措施宏观指导意义大于落地可操作性，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效益，临时性的补贴大于机制的建立和制度性的改革。更有些政策大起大落，朝令夕改，缺乏联系性和一惯性等等。

总之，制度、结构和机制的不完善对农业产业的长远发展会产生极大的制约作用，不利于产业的良性发展。这种制度性的改革和结构性的调整是一个痛苦和漫长的过程。但是，中国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自身的粮食安全问题，这一步必须迈出。任何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是伴随着改革而实现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影响粮食安全的四个主要变量因素中，除了“自然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气候）不能掌控在我们手中，而“环境破坏”，“产业链断裂”和“社会制度性和结构性制约”都是我们人类自己的选择。而即便是不能掌控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一项，人类也是有较为有效的缓解或解决方案的。所以归根结底，粮食安全的密码是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

当前新冠肺炎的暴发虽然凶猛，但是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相对较小。农业的生产是分散性和开放性的，生产的过程并没有聚集性的风险，而且越是现代化的农业对于劳动力的依赖越少。因此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减少对于自然气候条件和劳动力的依赖，是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同时，世界上的储备耕地还有大几十亿亩，我国的撂荒的耕地也有不少。这些都是未来扩大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源。

新中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引进、吸收和消化基础上，建立了中国自身较完整的农业产业体系。虽然我国农业的生产效率还有待提高，但是在单产和总产量上居于世界中等以上的水平，能够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我国目前粮食的进口主要集中在大豆和个别高附加值的小品类上，其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和生产效率和效益的问题，并不完全是生产能力的问题。

前些年由于务农的经济效益不好，涉农企业的生产投入，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改造的力度都严重不足，因而涉农产业发展落后于其它产业。随着从政府到民间的充分重视，资源配置和政策倾斜，以及制度和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我国的农业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会迅速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非常珍惜自有人类以来，经过数万年的进化和发展才刚刚获得的吃饱饭的“特权”。仅仅从这一点讲，我们就比我们的祖先要幸运得多。但是这种“特权”同时又是很脆弱的，任何重大的人为的错误和灾难都会使之元气大伤，甚至会毁于一旦。这种灾难往往是永久性的、难以恢复和难以逆转的。因此，和谐的自然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都是很脆弱和需要特别珍惜的。维持不易，恢复更难，它们经受不起任何的任性和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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