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防疫应急物资生产企业资金保障问题。防疫应急物资供应与生产无疑是打好疫情攻坚战的物资保障，而资金的保障与配套金融服务的跟进是关键。随着疫情防控战的持续推进，医用防护服、口罩等重要医用物资供不应求；而相应的生产企业不仅面临用工难问题，还面临原材料采购、技术改造等方面的大量资金投入。尽管央行等部门已明确对这类企业实行名单制管理，并将通过专项再贷款及财政贴息予以支持；但还有大量名单外的防疫物资生产企业的融资需求需要通过市场化渠道来满足。二是企业流动性风险压力凸显。一些企业在疫情冲击下或面临流动性枯竭而失血的危险。当前最困难的企业当属住宿餐饮、旅游服务、交通运输、娱乐等行业。在防控措施不断升级、线下市场近乎停摆情况下，这些企业在几乎没有现金流入的情况下，还需要支付员工工资、水电费等维持运转的费用支出，流动性压力凸显，甚至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乃至破产倒闭。这类企业在正常时期或许能自求平衡，但在疫情不可抗力下，其流动性压力恰恰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如何在兼顾风控要求同时对这类企业施以援手，这对金融机构无疑是一种考验。三是制造业企业在延迟开工情况下，或面临订单减少、营收下降等经营指标恶化的情况，导致贷款到期后续贷难。随着疫情防控升级，企业员工返厂滞缓、用工难问题将凸显。这不仅大大缩减企业有效生产时间，影响新订单量，甚至可能导致订单流失、营收下降、偿贷能力弱化。特别是外贸出口企业，除上述不利因素外，还要面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市场压力。特别是部分西方国家对我国贸易、旅游等方面采取的限制，或导致部分企业停工停产无法按时按量完成订单、产品无法按时交付。这种情况下，企业账面指标势必大大劣化，难以满足银行既定的风控模型与要求，导致续贷难度增大。针对实体企业面临的上述突出压力，金融业当树立与企业共度时艰的忧患意识，充分研判疫情对经济影响的程度、深度，从流动性供给与制度供给两方面做出非常时期的应急响应。在金融供给方面做出因应疫情的过渡性安排：一是对于疫情直接冲击的社会服务业企业特别是无贷户，应主动对接，提供临时性资金支持，帮助企业缓解流动性压力。二是对于贷款已到期及将到期企业情况，应分类处置。对有发展前景的，暂时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及时通过无还本续贷等工具给予续贷；对本身生产经营方面已出现问题、还款能力弱化的企业，应在落实担保等条件下给予适当宽限期或展期，并视情况采取减免息等扶持措施，不应盲目抽贷、压贷。三是针对企业因疫情出现订单减少、营收下降等经营指标劣化情况，应按照逆周期思维，对风控模型进行适当调整，以稳定企业融资预期。　　远虑：疫情消除之后，金融业如何正视宏微观可能出现的滞后效应与风险，如何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回归金融本源，与企业互惠共赢。疫情过后，经济或出现补偿性增长，但同时一些潜在的问题和风险将逐渐显现。重点需关注几个问题：一是稳定宏观杠杆率的压力问题。首先，为保障疫情防控支出，各级财政部门加大了疫情防控投入力度，这势必给全年的财政收支平衡带来压力，助推地方政府负债上升。其次，作为经济压舱石的消费受疫情到重创之后，刺激推动消费经济增长无疑会成为各级政府的优选策略，势必推动消费金融增长，推动住户部门杠杆率惯性上升。第三，疫情之后加大对中小微型企业信贷扶持、帮助企业尽快回复生产显然会整体上推动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走高。二是如何保持房地产调控定力问题。毫无疑问，房地产行业也是受疫情直接冲击的行业。疫情期间，各地纷纷暂停售楼销售，“返乡置业”停滞，房企资金回笼受阻，资金压力增大。可以预见，房地产企业资金压力将凸显，大部分大中型房企将快速进入集中还债高峰期。房企高发债背后实际上是日益绷紧的资金链，行业潜在风险正逐渐显现。逻辑上，从“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出发，或存在楼市松绑的可能。疫情之后，无论从拉动地方投资还是缓解财政压力出发，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房地产的诱惑依旧。这将考验地方政府的定力。三是防疫应急物资生产企业或出现产能过剩与过度融资问题。生产防疫物资的企业，在防疫战期间，大多满负荷运行，甚至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在融资方面，这类企业很多产能对接的是政府采购，且大多能享受到专项贷款及财政贴息的优惠。而且，由于这类企业融资存在事实上的政策背书，不排除商业银行授信行为的粗放性，容易形成事实上的过度授信。一旦疫情结束后，该行业或出现事实上的产能过剩，意味着其营收等指标可能劣化，风险上升。四是信贷增长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制约问题。从信贷投放情况看，近年来银行业贷款高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个人贷款（包括住房按揭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基础设施贷款、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等领域，新增贷款投向与疫情影响严重行业具有较高的拟合度。意味着这些行业贷款需求大概率下降。其中，疫情对个人消费信贷的滞后影响或将从消费市场供给及居民收入水平两方面制约显现出来。此外，制造业投资低迷仍将是制约信贷增长的持续因素。2019年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仅增长3.1%，相应的新增制造业贷款占比仅为3.7%。五是疫情后续风险暴露及处置问题。疫情的滞后效应或带来企业信用风险上升。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不仅面临如何有效化解与处置问题，还将面临相关风险的监管问责与内部追责问题。抗疫期间，金融机构在逾期贷款续贷、展期方面一些过渡性安排，包括对受疫情影响地区、企业发生的逾期贷款容忍度调整可能导致的资产不实等问题，后续在尽职免责、监管方面如何跟进，这些问题既需要监管方面的配套指引，也需要金融机构有细化的制度安排。总之，面对疫情，金融业需要充分评估非常时期各项金融措施的可能存在的负向溢出效应，研究如何让非常时期的措施回归常态。“冬天从这里夺取的，春天会交还给你。”相信疫情能很快过去，金融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