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国际消费电子展(CES)1月9日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闭幕，参展的中国企业数量(包括香港、台湾和澳门企业)达到历史最高，共有1300家参展。深圳企业以652家高居榜首，台湾紧随其后，“世界工厂”东莞以91家占据第三。

所以，当外界担心东莞或将继续面临产业转型的阵痛时，上述的排名数据外界看到了东莞在电子信息产业上不俗实力，以及拥抱新常态与新经济的勃勃动力。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多方采访发现，近年来，东莞企业一方面自创品牌，向内销转型，另一方面，东莞主动引进内资，承接深圳、广州等地的产业转移，尤其毗邻深圳的虎门、长安等镇区以及以高新技术产业著称的松山湖科技产业园，聚集了大量从深圳转移至东莞的产业。研发和营销总部建在深圳，加工制造基地设在东莞或惠州已经成为深圳众多企业的战略。

东莞市市长袁宝成曾公开表示，东莞深圳是产业同城、合作共赢，“深圳好，东莞才会好;东莞好，深圳会更好”。

近水楼台优势明显

王刚是深圳宝安一家电子信息行业的企业主，随着深圳厂房租金和人工成本上升，他逐渐感受到经营的压力。和他同样焦虑的还有同行业的很多企业主，这些小企业寻求出路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商会组织下抱团到深圳之外寻找发展空间，而东莞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

“我们这种小企业在深圳拿不到地，就到深圳之外去拿，与其跑到内地不如就在家门口的东莞”，王刚说，在东莞投资和在深圳是一样的，不需要伤筋动骨。在王刚看来，深圳产业配套是全国最好，东莞和深圳几乎融为一体。

事实上，早在2007年前后深圳一些大企业就提前布局将生产基地迁往东莞。深圳华为在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布局生产基地，其一、二期工程将形成600亿~700亿元的生产能力。从事电子信息产业的宇龙酷派、金立等企业也先后进驻松山湖。仅这三个项目就可在东莞形成年产值超千亿的通讯产业链。

2009年，从事成品手机组装生产酷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从深圳搬迁到东莞大朗镇，并投资5亿元在东莞设立全国总部。酷比公司总经理郑永平对媒体表示，来东莞企业的厂房租金，人工、用电成本都降低了，到深圳市区交通约40分钟车程，也能享受到深圳手机供应链齐全的优势。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多方采访发现，追溯深圳企业外溢到东莞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史上世纪90年代深圳最初提产业转型升级时期。当时，一些企业，特别是台资企业，率先去了东莞。

第二阶段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当时，由于东莞的外向型经济受到了外需疲软的影响，其三来一补企业或倒闭外迁或转型升级，东莞开始主动承接珠三角高端内资企业的转移。2008年7月，东莞成立内资经济促进中心负责引进内资企业，到2013年底协议投资583.46亿元，实际投资290.61亿元。

深莞合作推进至第三阶段，也就是3.0时代的时间则在2012年之后。当时，曾任深圳市副市长的袁宝成调任东莞市长。袁宝成曾多次带队到深圳考察学习，在不同场合袁宝成都抓住时机向深圳企业考察团推介东莞。在他的推动下，东莞在引进“三重项目”的同时，更加主动承接深圳的外溢产业。据官方数据，仅2014年一年，东莞在主动承接深圳先进外溢产业上，全年引进符合东莞产业发展的深圳项目共158宗。

东莞与深圳更为紧密的合作发生在近期。2015年11月20日，东莞市莞深产业合作促进会成立。袁宝成在成立大会上表示，深圳企业向外发展，东莞是最佳的选择地。深圳企业选择在东莞扩张产能，不仅能享受到“同城化”的环境、待遇和配套，而且对推进莞深产业互补，维护深圳的总部地位、特区的核心地位、中心城市的产业配套同样具有重要作用。袁宝成说，“产业同城，合作共赢，深圳好，东莞才会好;东莞好，深圳会更好”。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所长刘国宏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深圳一些产业向周边区域优化配置是发展趋势，东莞的地理优势，供应链优势明显，要看到在产业转型中，东莞存在两种趋势，一种是外向型企业倒闭或迁移，另一种是内生性企业开始有自己的市场渠道、品牌和技术，仍然有比较大的空间和机会，不能只看到一种趋势。

深莞深度融合仍需解决土地机制创新

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深圳企业是内地很多城市招商系统领导眼中的香饽饽，从省级到地市每年到深圳招商的队伍前赴后继。但无论去内地还是东莞，土地都是企业主们的首要考虑因素。

在深圳没有自己厂房，一直靠租厂房经营的企业主们被一路高歌猛进的房价“伤透了心”。“起早贪黑做企业到头来还不如买房子囤着，所以，向外转移的时候，大家都想拿地更有主动权。”王刚说。

深圳市电子商会执行会长程一木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与内地城市相比，东莞的优势是距离深圳、香港更近，“世界工厂”使其积累了产业配套和供应链优势。内地城市能给企业批地，但是搬迁过去后，土地成本是降低了，但供应链成本上升了，反而不利于企业经营。

深圳小企业组团到东莞投资受到东莞市领导的重视，但具体到拿地时就遭遇困境。王刚对本报记者说，按照东莞引进“三重项目”的规定，6亿元以上的投资项目才算“三重”，政府会开绿色通道，一个小企业投资额可能不到6亿，但10个小企业捆绑在一起投资可达到20亿元，政府也会按重大项目的待遇来对待，但真正落地的时候困难就来了。

事实上，尽管东莞可用的土地比例比深圳多，但从存量上看，经过30年制造业发展，东莞未批未建的大块土地和存量土地也并不多。东莞制造业发展时期曾有着“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式的厂房建设时期，如果引入高端产业，则意味着让很多土地进行改造，但“三旧”改造的成本仍然比较高昂。

王刚和同行企业曾探讨过，能否组团拿地以达到规模投资的标准，来享受”三重项目”的政策，然后各自拿地后分开建设、分属产权。但他们在咨询讨论后获知，暂时没有国家规定对工业用地上厂房或办公楼能否进行产权分割的明确表述。“地的问题没法解决，招商引资很难搞。大企业独家拿地可以，但是小企业怎么办”，王刚说，这也是政府需要解决的一项难题。

交通瓶颈难让东莞延续深圳供应链优势

刘国宏表示，除了土地制约外，东莞长期发展制造业，一些镇区的城市形象也需要提升，镇与镇之间的公共交通连接也需补足短板，东莞轨道交通建设需要向深圳取经。

广州、深圳、东莞三地的城际轨道交通从2008年开建已经7年时间，但目前尚未通车，深莞之间还有一些公路是断头路。刘国宏表示，这些是制约深莞惠合作最重要的瓶颈，深莞惠一体化虽然有协调委员会，但一年开一次会，处理机制非常慢，东莞应该将市政府部分权利让给镇，使得镇有和深圳的区之间对接的能力。“这个瓶颈解决之后，产业互补方面市场要素自然会去布局。”

刘国宏认为，深圳有良好的产业生态，真正产业化仍需要制造业基地，东莞给它提供了难得的扩大空间的区域，深圳市政府未来的政策导向应牢牢把握深莞合作的机遇，培育珠三角产业合作生态，再加上香港面向国际的优势，研发、销售、制造，实现一体化解决。

当然，港深莞一体化是建立在有效利用土地资源，解决城际交通瓶颈基础上的。也有知情人士向本报透露，深圳市政府有意做出一些让渡，由深圳方面出钱建设深圳和东莞接壤处的轨道交通，维护方面由东莞出资。如果能够达成，深莞一体化或可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