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目前政府的愿望是发掘新的投资热点带动经济，但这不容易实现。第一，中国的经济投资盘子特别大，接近一半的GDP。即使发现一个亮点，规模也比较小。第二，中国的产能过剩已经普遍化了，投资热点就更不容易看到了。现在看到的，比如互联网。互联网最近几年炒得很热，投资很多，但从经济宏观数据看不出互联网对经济有正面影响，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一件事情。

所以，中国经济的出路是平衡发展。目前，中国的劳动者并没有变成消费者。需要刺激消费，说了十几年——一会儿说中国人爱存钱，一会儿说中国人因为社保体制没建好而没有安全感。其实，从数据看，这些都不是实际情况。

中国消费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中国可支配收入比较低，只有GDP的四成，这个比例在世界大的经济体里比较低。

其实，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跟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都没什么区别，大概是30%，中国大部分储蓄不是家庭，而是政府。政府通过收入的重新分配，让政府的收入占GDP比重为36%。在大部分国家，政府的收入一般还会再重新分配。

日报：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可以拉起来吗?能用什么政策推动消费吗?

谢国忠：很困难。现在很多公司都在抱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太高了。但其实不然，中国劳动力成本大概就是3000元，去除五险一金，可能到劳动者手里也就2000元出头，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八分之一。如果按照跨国企业自己的调查，中国劳动者的生产力跟欧洲、美国是差不多的，其实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只有收入重新分配才能解决中国的消费问题，比如五险一金可以减一半。美国在金融危机的时候，社保减了三分之一，这个钱直接进入劳动者的口袋，就会转变成消费。在中国，五险一金最终是去投资的，因为它是储蓄的一部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五险一金没有必要收那么多，因为我们不需要加大投资，这是一个核心理念。

我们的退休机制同时要做根本性改革，长远的福利基金改革都可以重新一起做。但短期来说，五险一金可以减半，增值税也可以相应减一些，现在17%属于高水平了。

另外，中国各种费的水平也较高。例如，中国的物流成本占GDP的18%，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一倍，主要原因是公路、码头都在收钱。我们的码头、公路都是过剩的。但如果投资更多的码头、公路，然后通过收费还债，物流成本就会越来越高，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对刺激消费不利。

再比如，日本的人均产值有4万美元，70%是个人可支配收入，那就是3万美元。

日报：2016年会出现哪些大的政策改革，来推动经济发展吗?

谢国忠：暂时还看不到。大部分人对减税的是反对的，因为很多地方政府都说，钱都不够花了，为什么还要减税?其实有些钱是不该花的，比如有些政府机构在十年里扩大了十倍。

第二，城市化的有关投资遍地开花，其实有资源的浪费。城市化应该集中力量做大做强，可以集中20个、30个城市发展，让大量的人口转移到这些大城市。这样效益高，对自然环境保护也起到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