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科学技术进步成果不断得到应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社会保护水平逐步增强，正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

在劳动就业领域，我们所追求的各项目标之间存在着互为条件、需要相互配合的关系，如果不能协调好这些关系，预想的目标之间则会相互制约，甚至可能产生欲速则不达的效果。

具体来说，我们面临着四对重要的平衡关系，或者也可以看作是四场重要的一对一“赛局”，其特殊之处在于，竞赛双方不是非此即彼或非输即赢的关系，而是需要保持均衡进度从而实现双赢。

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自2016年伊始，我们就应该主动进入状态，努力争取这几场关键竞赛的双赢结果，从而保持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工资上涨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两个“同步”的要求，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坚持两个同步，另一方面，对两个同步内涵的理解和重点的强调也应该与时俱进。

如果说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讲两个同步，重点在于强调居民收入增长或劳动报酬增长能够跟上经济发展或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步伐，目前则应该更加强调居民收入增长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劳动报酬的增长要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

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归根结底，劳动者创造价值的能力，是劳动报酬增长的根本源泉和可持续性所在，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资增长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仅如此，工资水平还与劳动生产率共同决定着企业、产业乃至国家的竞争力。

许多分析者往往简单地把工资绝对水平等同于影响比较优势或竞争力的成本因素，而忽略了劳动生产率在其中的作用。把两者结合考虑，决定比较优势或竞争力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单位劳动成本”，它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即工资增长会提高单位劳动成本，而劳动生产率提高则会降低单位劳动成本。

显而易见，如果劳动报酬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单位劳动成本则会提高，与之相关的企业和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会遭到削弱。

以中国在2004年前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为界，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趋势性的变化。以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为例，2004年以前的十年中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此后则迅速上升，2004~2014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为11%。与此同时，面对劳动力短缺现象，资本替代劳动或机器(人)替代工人的进程加快，导致资本劳动比迅速提高，资本报酬率下降，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同步提高。

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最新数据，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从2007~2012年期间的9.5%，下降到2012年和2013年的7.3%以及2014年的7%。

短期内，工资上涨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有一定的对历史补偿性质，但是，这种劳动生产率提高滞后于工资上涨的趋势持续下去，则必然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上升。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都阳估算，由于工资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自2004年开始即呈提高趋势，至2012年已经上升了40%。

虽然日本媒体关于中国单位劳动成本已经超过日本的说法，目前还属于危言耸听或言过其实，但是，如果劳动生产率不能得到显著提升，中国单位劳动成本超过发达国家应该是指日可待的。

因此，要防止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过快丧失和经济增长过疾减速，一定要遏制住单位劳动成本的上升趋势。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分别作为分子和分母，两端都有诸多可着力之处。

首先，我并不建议人为抑制工资的上涨，毕竟，目前的工资水平主要是依据供求关系变化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但是，劳动力供给潜力尚未充分挖掘，例如，妨碍农民工稳定就业的户籍制度放大了劳动力短缺，无疑助推了工资的更快上涨。因此，类似户籍制度改革这样的举措，有助于从工资侧抑制单位劳动成本的上涨。

其次，通过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提高劳动生产率通常有两个途径：一是提高资本劳动比，但如果过度、过快提高则会导致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才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通过消除制度性障碍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以及通过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都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旧岗位的破坏与新岗位的创造

2012年至今的经济增长减速情形，是伴随潜在增长率下降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表现，主要不是周期性现象。由于实际增长率并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因而也没有形成增长缺口。

按照潜在增长率的定义和奥肯定律(用来描述GDP变化和失业率变化之间存在的一种相当稳定的关系)，与增长潜能相符的增长速度，可以达到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因而不会产生周期性失业。

事实上，中国的就业和失业等指标迄今保持稳定。然而，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过程，却是一个表现为创造性破坏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这种创造性破坏效应也会在新岗位得到不断创造的同时，损失掉相当一部分传统就业岗位。

经济史表明，岗位的消失与创造同时发生，是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必然结果，而对于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来说，更快更剧烈的产业结构变化，也就意味着岗位的创造性破坏是不可避免的。今后一段时间内，就业岗位会发生三种变化情形，可以概括为三种重新配置类型，分别带来相应的挑战。

第一，伴随着因生产率和竞争力差异产生的企业优胜劣汰和新老更替，工人也将经历一个重新配置即转岗的过程，即便这种转岗没有提出技能提升的要求，从离开旧岗位到找到新岗位之间往往有一个时滞，转岗工人将遭遇摩擦性失业。

第二，现实中，从旧岗位到新岗位的重新配置通常是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结果，往往对劳动者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由于更新技能需要培训和学习的时间，或长或短，因劳动者人力资本禀赋以及其他人口特征而异，在技能培养期间，劳动者可能处于结构性失业状态。

第三，产业结构的升级在造成旧岗位消失的同时，伴随着对传统岗位技能的需求减少，及至相关技能最终被废弃。经济史上此类现象不胜枚举，而新技术革命加速发生的今天，这种现象将愈益普遍。

面对新情况，政府应立足于改革，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首先，没有创造性破坏就没有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但是，对劳动者转岗的社会政策托底必须加强。劳动这个特殊的生产要素是以人为载体的，产业、产能、企业甚至岗位，都要通过创造性破坏以实现升级优化，对劳动者却不能简单地丢给市场竞争，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目前占城镇总就业超过1/3的农民工是保护的重点。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极少被纳入城镇低保，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很低，直至2014年底，参见失业保险的比例只有9.8%。过去农民工以农业作为蓄水池，今后不再可行。为了防止农民工返乡带来的逆库兹涅茨化现象，即生产率提高速度放缓并伤害经济增长，在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的同时，应加大对这个群体的社会保护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