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传来，人社部正会同有关部门就养老金投资运营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结合不久前国务院出台的以房养老政策，可以看出，养老问题的确是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而且，人社部的这个消息表明政府层面拓展养老金增值渠道与扩展补充养老方式的迫切。

　　之前，笔者就以房养老与以股养老这两种方式的比较发表过题为《以房养老遭白眼，股票养老是否可行》（见《证券日报》9月24日独具慧眼栏目）的文章。在此，笔者想就以股养老的可行性问题进行更深一层的探讨。

　　首先，既然人社部开展养老金投资运营保值增值的专题研究，之前广东也在试行养老金入市运营的尝试，那么以股养老应该不差政策面的支持。2012年2月，广东先行先试将1000亿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资金，委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投资运营。今年5月，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曾志权在省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透露，2012年广东社保基金年平均收益率为3.94%，其中，委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投资运营1000亿元的年化收益率为6.72%。广东省人大财经委员会表示，该年化收益率达到6.72%，高于同期通货膨胀率，开辟了社会基金保值增值新渠道。

　　显然，广东养老金投资尝试的意义不仅在于证明了这一政策决策的科学性，也用事实表明了这一方法具备现实的可行性。

　　其次，以股养老也不差资金等基础条件的约束。这里不得不提到引起广泛关注的“以房养老”。正如引进“以房养老”这一保险产品的最早建议者孟晓苏所言，这一选择“可先从无子女和失独老人开始推行”，也有学者提出，这一模式适用于房价平稳的时期，或者名下有多套房的老人。也就是说，“以房养老”具有比较明显的限制性。

　　相对而言，股票投资在当前经济条件下则更具有普遍意义。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到8月份，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连续3个月突破43万亿元，位于历史最高位，成为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目前居民储蓄率已超过50%，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储蓄率高企虽然表明国民财富的增长，但其表露出来的消费迷茫、收入差距及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如何让居民手中的钱从“储蓄笼子”里跑出来实现其更大的经济意义显然是个不小的命题。这自然而然让人联想到股市。试想一下，股市本身是一个资源优化平台，一头连着资金供给，另一头联系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如同一个蓄水池，可以实现居民储蓄与经济建设的最短线连接，在良性循环的状态下，完全可以实现资金和实体经济的共赢。

　　那么，以股养老已经具备了政策条件和物质条件，还差点儿什么呢？

　　相信很多读者都看到过这个例子：美国一位投资者斥资9.43万美元购买股票，经过34年暴赚550多倍，而且，这位股东不弃不离地长期持有一只股票，再加上他名下有3只均持有该同一只股票的基金，目前身家已达11亿美元。这是引发笔者想到以股养老的源头。另外一个财富神话是巴菲特。1963年，巴菲特收购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时候，其股票交易价格仅仅在8美元左右。按照最近17.5万美元的价格计算，50年增值了21875倍。倘能如此，以股养老显然更胜以房养老。

　　有媒体作出初步统计显示，从1990年A股市场最早的老八股开始计算，如果上市第一天就买入并持有至今，收益最高的是爱使股份(行情,问诊)，其累计收益率为267.7倍。

　　差距是明显的，同时，希望也是有的。回望资本市场这23年来，历届证监会主席都与相关部门合力致力于改革时弊，完善市场制度建设和环境优化。从国有股减持、转持化解遗留问题，到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QFII等机构投资者队伍的不断壮大，从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一波三折中顽强推进，到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等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与恢复，再到创业板、中小板、新三板等多层次市场格局的丰满，短短23年，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绩是明显的，与国外成熟市场相比，差距也是明显的，但是这条路的方向是明确的，前途也是光明的。因而，在当前条件下，以股养老，或可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