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之前，美国跨国财团已经敏感的觉察到了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及其大企业对美国经济和商业的直接性挑战，以及WTO多边机制下美国不能如前主导全球商贸规则的失落感。这其中也包括以中国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中国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优秀的表现带给美国精英阶层的触动和震撼。

由于投资领域比贸易领域的利润更为丰厚，强化在投资领域对国有企业的限制成为美国近年来海外政策的核心之一，这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的重要议题。

尽管其他的一些自由贸易协定也涉及国企内容，但在TPP开始谈判前后，美国对于中国的国企问题都格外关心。

早在2011年，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上具有深厚影响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USCC)专门举行过多次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听证会，涉及中国国有企业、国有管控企业和中美双边投资等话题。那时，说客云集的说客云集的华盛顿K街之上，很多机构也都在谈论国企。到了2012年，USCC又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报告。其后中美SED中，汇率问题开始逐渐走冷，国企和投资问题却逐渐走热。

美国希望通过投资和竞争政策约束国有企业的倾向已经非常清晰。具体来说可能包括三方面的影响，一个要求TPP成员国强化反垄断法的要求，二是要求各国定成员国政府不得对国有企业进行不当支持，三是要求成员国政府提高支持和控制国有企业的政策和措施的透明度。

笔者2013年就曾呼吁中国的国企应关注TPP。据笔者了解，国企主管部门也曾在内部要求国企重视TPP。究其原因，主要是担心TPP可能会应该属于国企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做出差别性认定，从而使国企进入TPP国家内进行商务和投资时受到差别性对待从而丧失了同其他企业同台同等竞争的机会。

另外，TPP国家涵盖了约占全球经济总量40%左右的地域，如果TPP谈成会对其他国家制定相关规则起到示范作用，从而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国企的海外经营行为。